哪篇文章毛泽东去世前要人读给他听却从未公开发表
不光是《毛选》第四卷，写于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被毛泽东视为历史的记录。他多次同外宾讲，“《语录》和《选集》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知识。我们的经验有限，只能供各国参考。”“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虽是谦虚之辞，视旧著为“历史资料”“历史事实的记录”，倒也揭示了其著述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在毛泽东心目中，哲学在一切学问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领域的著述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些具体经验的总结和具体政策的表达，是根据哲学观点结合实际的运用。他明确讲过，“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这样一来，似乎只有写出有创见的哲学论著，才能显出理论上的贡献和卓越，才能实现精神世界的飞跃和满足。
编辑《毛选》，毛泽东的原则是精益求精。为避免不必要的现实困扰，他舍弃了一些个性鲜明、很富情感色彩的文章。写于1941年9月前后，长达5万多字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便属此类。
这篇长文着力批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9个文件。这9个文件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及其政策。毛泽东此文的写法，很像是读这9个文件的笔记，直截了当地层层批驳，不仅点了当时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而且用词辛辣、尖刻，挖苦嘲笑之语随处可见，写作时确实怀抱激愤之情。虽几次打磨，咄咄逼人的语气和文风，终究难以消除。当时没有发表，只给刘少奇、任弼时两人私下看过。在延安整风时如果发表，肯定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思考者可以个性化，文章家可以情绪化，政治家虽说不乏个性和情绪，行事却需控制，更不能“化”。毛泽东此后20多年再也没有提到过这篇文章，看起来真的是当作记录一段心曲的“历史资料”，永远地搁置起来了。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长征谈起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表示，他对《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这个评价，他后来始终坚持。1965年1月9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斯诺说到他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学术会议，其中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毛泽东接过话头回答：“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
据说，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把这篇文章读给他听。一个月后，他逝世了，带走了对这篇文章的深深情感和复杂心绪。
旧著虽是“历史事实的记录”，但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毋庸置疑。毛泽东1951年着手编辑《毛选》时，专门到石家庄住了两个月突击，他说要抓紧时间编选，“现在中国需要”。60年代以后，他的看法似有变化，屡屡用“历史资料”来淡化其著述的现实作用，还说今天阅读只能“参考参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主要是觉得，现实任务已发生重大变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已进行了十来年时间，需要总结新的经验，写出新的理论著述。1964年，有人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二版，毛泽东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老古董”的分量既已摆在那里，要紧的是写出“新东西”，这是典型的政治理论家与时俱进的心态。
不知为什么，1964年春天他忽然把这篇文章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云、吴冷西、陈毅等人阅看，还说：“请提意见，准备修改。”1965年1月，又批给谢富治、李井泉、陶铸阅看，还讲：“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动手修改这篇文章，把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修改完后，一番犹豫，他依然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内部印发。如何处理此文，毛泽东心里确实颇为纠结。将近10年之后，毛泽东又找出此文，打算印发给中央委员。又是一番犹豫，结果只是给当时的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据说，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把这篇文章读给他听。一个月后，他逝世了，带走了对这篇文章的深深情感和复杂心绪。
据逄先知回忆，毛泽东1960年春在广州通读《毛选》第四卷稿子时，特别兴奋。“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阅读旧著，回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魄力，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智慧，怎能不平添豪气，快意迭现。“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个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蒋介石。”此后，他还进一步说到，“《毛选》第四卷就是记录三年解放战争的事”，从中“可以看到蒋介石是怎样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开始我们是怎样丢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样发动反攻打败他们的。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一些倾向，一些错误思想，我们是怎样纠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胜利。”当年的决策玄机，战争的推进波澜，历史的本来模样，仿佛定格在了自己留下的文献之中。
既然没有确定公开发表，为什么还要翻拣出来示人，准备花功夫重新修改呢？想来，在毛泽东心目中，此文未必纯属“历史资料”，其中或许藏伏着立足现实需要让他格外珍惜的东西。的确，这篇长文反映了党的一段历史，一段犯“左”倾错误因而遭受重大失败的历史。毛泽东倾注那样大的心血，摆出那么多鲜活生动的事例，放纵那样锋芒毕露的犀利文风，来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怎么能让它永远尘封？他相信对后人是有启发作用的。再则，时过境迁，那些曾经在30年代犯过错误的同志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出现“怒发冲冠”的情绪反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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