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教授跟小姨子跑了引发的爱情大论战鲁迅喊“不要停”
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放在现在来看，尚且难免争议，在90年前的民国社会，更是犹如一颗落水炸弹，震惊全国。《晨报副刊》当时的编辑是孙伏园，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重大话题，干脆策划了在《晨报副刊》的系列讨论。于是，令所有当事人都想不到的是，一场原本的“三角丑闻”、一桩清官难断的家务事，由此开始，演变成了一场长达两个月、全国范围的关于婚姻、爱情问题的大讨论。甚至有位读者章骏锜更是犀利地反问：“爱情以地位做条件，是不是趋炎附势？以财产为条件，是不是以身体交换金钱？以状貌做条件，是不是以色勾引人，形同拆白党？在公认的道德律未推翻以前，我们对于拿这些条件做基础的爱情，为什么不加制裁，反予提倡？”
投书的稿件和信函从全国各地涌来，从谭陈沈三角事件，谈到爱情、婚姻、妇女解放，口诛笔伐的架势丝毫不比现在的水军弱。据统计，从1923年4月至6月，两个月，仅《晨报副刊》就发表了讨论稿件文章24篇，信函11件，加上其他媒体的报道，关于此事见于文字者则有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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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子略甚至直言，“谭比沈，我承认谭当然比沈的才能、地位要高一点。因为谭撒屎都要比沈多撒几大桶。”言语十分粗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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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晨报副刊》6月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一名读者马复举了蔡元培的例子——1921年蔡元培的夫人黄仲玉病逝，两年后他就续弦了比自己小24岁的周峻。马复元说，说最近报纸报道的中国有一位教育家，也是刚二婚，也是妻死未久即娶，也是与新妻子年龄差异大，因为他是教育家、青年界的领袖，所以许多青年看了新闻都很失望。对于这样的青年，马复元表示非常失望，他痛心疾首地大声疾呼：“所谓男子死妻不再娶，女子丧父不再嫁，这二句话，几千年来，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呵！到现在已经是恶贯满盈，宣告上十字架的时候了。为什么20世纪的青年，刮刮乱叫的青年，还有这种贞洁观念，真是奇怪，线.
这个新闻的爆炸点是，谭熙鸿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陈淑君和谭熙鸿死去的妻子陈纬君，又都是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妹妹。正是因为出身南洋巨富家庭的陈璧君瞧不上平民妹夫谭熙鸿，与谭素来不睦，眼见又一个妹妹居然重蹈覆辙，才背后鼓动支持陈淑君的前男友沈厚培，也才有了沈致信《晨报》的事件。
爱情、婚姻问题大讨论演变成彼此攻歼的闹剧，以至于讨论的中后期，一些读者认为这场讨论反而佐证了当下的“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且没有别的价值，还不如叫停。
沈厚培信中叙述的事情经过大致是：北大教授谭熙鸿（仲逵）在这一年前丧妻，其妻妹陈淑君本来在广州读书，与同在广州求学的沈厚培恋爱，并定下婚约。后来因为广州时局不稳，陈淑君转学来北京，就住进了姐夫谭熙鸿的家里。万万没想到，谭熙鸿竟然横刀夺爱娶了比自己小十多岁的陈淑君。沈厚培气不过，不惜将“家丑”登报，请求舆论界为他主持公道。
几家都是社会名流，加上矛盾又集中在当时新旧思潮最激烈的家庭婚姻问题上，爆料一出，立马轰动北京城。一时间，各种议论铺天盖地而来，尤其引起北大各位教授的注意，比如其中一位哲学教授张竞生。
就在张竞生的“答复”刊登当天，《晨报副刊》的杂感栏目还刊登了周作人署名荆生的《无条件的爱情》短文，周作人借男子爱上女鬼的故事，在文中讽刺爱情没有条件的论调。
他的观点是，爱情是一种基于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诸种因素的极繁杂的现象，这种现象所遵循的定则主要有四项：（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以这四定则来衡量和判断陈淑君的爱情选择，张竞生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坚定地宣称：“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解约即解约。”
作为有着逃避包办婚姻的经历，又是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在1923年5月2日的《晨报副刊》中，许广平却以“维心女士”的笔名发表讨论文章，开场即表明了自己“代表旧礼教说话”的立场。她不但认为谭陈的结合，是女子一方难有理智判断的结果，而作为教授的一方也没有为彼此的身份考虑，甚至苛责陈淑君，既然早就认识姐夫谭熙鸿，为什么不在姐姐死前或未离开广东之前就变迁爱情，可见“陈不能算是喜欢自由的人”。
两人在通信中一来二去渐渐萌发好感。后来在张竞生的安排下，褚松雪考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1924年秋天，张竞生、褚松雪按照西方礼仪结了婚。
对于这样消极的论调，受过包办婚姻困扰、此前一直选择在这场论战中做积极旁观者的鲁迅，亲自写信给孙伏园，赞同他坚持讨论的立场，建议将讨论继续下去，因为“倘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表地，岂不可惜？”
在决定跟自己的老师鲁迅交往的那一刻起，不知道许广平有没有想起，她曾经对另一位女学生与教授相爱行为的“指控”。就在她考上北京女子师范的那一年，也是她跟鲁迅初识的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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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妹妹并不愿意听姐姐的话。沈厚培的信见报第二天，陈淑君也发表了一篇《谭仲逵与陈淑君结婚之经过》投书《晨报》。她在文章里声称，自己不但没跟沈厚培有过什么婚约，与北大教授谭熙鸿结婚也纯属“个人自由，双方志愿，第三者实无置喙之余地”，同时控诉沈厚培捏造事实，企图破坏他人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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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反对张竞生的讨论中，发言还算理性，那么相当一部分反对者，则是直接对谭陈事件进行严厉的道德批判，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地步。
讨论一开始，大部分自然都是反对张竞生的声音，争议最大的就是他提出的前三项原则。
世事难料。爱情讨论结束3个半月后，1923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相识，此时，鲁迅是国文教授，而许广平是国文系二年级学生。3年后，鲁迅与许广平相爱，两人同居。1926年，北高师发生了一场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许广平是学生代表，鲁迅也在背后支持。而杨荫榆之所以遭学生驱逐，有一个原因是，她反对教授和学生发生恋爱关系。
1927年10月4日摄于上海，前排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排左起：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
1923年1月16日，北平的《晨报》上出现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编辑简单粗暴地刊登了当事人沈厚培致信《晨报》的全文。
赞成鲁迅的，还有读者杨剑魂，他认为“爱情这个问题，目下已成最当讨论的的问题，这次既有了谭熙鸿的实例，张竞生的定则，我们趁此机会来讨论明白，免得成为千古疑案。”杨剑魂的信跟鲁迅的一起，被孙伏园登载在了6月16日的《晨报副刊》上。
1912年中华民国派遣的25名留学生，杨杏佛（前排左一），谭熙鸿（前排左二），张竞生（前排左七），宋子文（后排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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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论战中，被人们诟病最重的，除了谭熙鸿死妻再娶，陈淑君疑似见异思迁，还有两人各方面条件的悬殊。谭是教授，陈是学生，地位不匹配，谭33岁，陈21岁，年龄不相当，谭结过婚，还有子女，而陈是初婚，这是伦理的不道德。
比如一位北大教员冯士造，他虽然赞同恋爱的婚姻是由友谊进步来的，但极力反对张竞生所说的爱情可以有条件、可比较、可变迁的观点，他认为“爱是抽象的、整个的，不能用科学放大来分析，也不能直接地去形容。”还有一位北大人裴锡豫，他认为“因外物而发生的爱情，是对物发生的，不是对人发生的；是有目的的，不是真正的，质言之，是假爱情，是没有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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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就是鲁迅和许广平。鲁迅的态度前文已经说过，令人意想不到的，倒是许广平。
他在文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处在这个不懂爱情的社会，乃想要去向那些先有成见的先生们，讨论一个真正的改善和进化的爱情，使他们明白了解，自然是事属为难。又要将一个被嫌疑的女子作为举例，使他们不生误会曲解，当然是更难之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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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扰扰两个多月后，6月20日和22日《晨报》以张竞生撰写的近两万字的长文《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结束了这场笔战，张在文章中回答了读者的质疑，也表示了因为自己的文章引起的，对谭陈二人攻击的抱歉。
更重要的是，作为主张“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的“性学博士”，张竞生平日里对爱情婚恋方面的事情素有研究。出于为朋友“仗义执言”之心，也由于其一贯对于婚姻自由的主张，于是他写了篇文章，发表在4月29日的《晨报副刊》上，标题叫做《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公开为陈淑君辩护。
不得不说，这句曾经的感慨，90年后的现在，依然受用。一开始还是平心静气的爱情讨论，发展到后来就变质成，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人身攻击、无理发泄。讽刺的是，时间过去90年，面对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人们好像还是学不会坐下来好好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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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丁勒生，不但指责张竞生多事，打开了窗子说亮话，陷谭陈于尴尬境地，还忠告谭熙鸿：“陈小姐之所以弃沈就谭，只因为你是大学教授罢了，要预防陈小姐故伎重演：防备点儿做朱买臣，唱马前泼水吧，最后提醒女同胞，对于陈女士，应有相当的表示，因她以自己的身体，为地位的交换品，与娼妓以自己的身体，交换金钱，同为侮辱女界人格的事。”
张竞生跟谭熙鸿是故交，辛亥革命后，两人都是追随孙中山的同僚，后成为留法的同学，回国后又是执教北大的同事。谭熙鸿的妻子陈纬君去世的时候，张竞生还曾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联名发表了一篇纪念谭陈纬君夫人的讣闻。张竞生所熟知的谭熙鸿，与陈纬君结婚6年，伉俪情深，两人生下一男一女，妻子死后，谭熙鸿经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曾病倒卧床很久。
一些温和的反对者则认为张竞生的的这些条件也许适用于婚前，但一旦有了婚约或是已经结婚，就不应该再进行选择。就像读者世良在来信中指出的，“只有在虐待、失德、犯罪、酗酒等情况发生时才能改约，这样的爱情变迁才是合情合理的。”
楼主，请原谅我的自私！我知道无论用多么华丽的辞藻来形容楼主您帖子的精彩程度都是不够的，都是虚伪的，所以我只想说一句：您的帖子太好看了！ 楼主就好比社区的明灯，楼主就好比社区的方向，楼主就好比社区的栋梁。有楼主在，社区的明天必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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