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不用追求达到油画的效果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比方西洋画教学为什么要从画石膏圆球着手呢？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训练表现物象的体面关系。因为西洋绘画往往是采用侧光而按照物象中光影的变化来体现对象的体面的，画石膏圆球的好处是色素单纯，较易于识辨物象感受光彩的复杂变化所引起的黑白层次和深浅调子，易于划清明与暗的关系，对通过明暗的调子来体现物象的体积，确是有着许多优越的条件。但是，中国画教学是否也一定要通过画石膏圆球才能解决物象的体面关系呢？这个问题曾发生过不少争论。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自从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之后，才渐渐证明了画石膏圆球并不能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如果企图以画石膏圆球来考验中国画的表现力，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要求采用正面光画石膏圆球来考验西洋画的表现力呢？其实问题完全不在于表现力的强与弱，而区别于两个不同的体系所采取各自不同的表现方法和各自不同的要求。一方认为非用明暗不能表达物象的真实；另一方却认为不用明暗也同样可以表现物象的真实。这里，问题又来了，到底什么才算是真实呢？现实的真实，毕竟不等于艺术的真实。比方中国画写生一株梅花，首先就得掌握梅花的固有特征和它的生长规律，从不变的物象来分析它们的特征，把花、蕾、蕊，全开的、半开的和花蕾以及嫩枝和老干的具体对象区分开来，才进一步在忠实物象的基础上要求运用各种表现方法来分别体现出它们的不同特征。这样做的结果绝不会把花与蕾、枝和干的画法采取一样的用笔，当然更不至于画虎类犬，把梅花变成了桃花。如果说这样不算真实的话，难道一定要在花瓣上画高光才算真实吗？这里，主要是由于双方对所谓真实的概念存在着不同的要求。若不从两个根本不同的造型体系来理解，盲目地采用西法是不会对国画有利的。回过头来再说画圆球吧。例如当中国画需要选用圆球作教具时，宁可选用篮球或足球，绝不会选石膏圆球，因为画篮球或足球，可以根据球体的皮块的缝路弯度来体现球体的结构，不需要通过明暗同样可以体现出球形的体积和立体关系。当缝路的弧线还未能充分表现球形的体积时，是容许运用适当的明暗来丰富它的体面关系的，但是出发点必须是根据不变的物象的造型结构，而不是根据可变的光和形。因此，我们不主张中国画教学也要从画石膏圆球入手，道理就在于此。又比方有人硬想要在中国画上追求达到油画的效果，或以油画模仿水墨画，我认为同样不必要，其实也是行不通的。过去所谓彩墨画系的教学仅仅要求用毛笔在宣纸上画画，好像换了工具材料就解决问题了，其实并不那么简单。也有人对某种工具特别迷信，比方说，要画得准非用铅笔炭笔不可，对毛笔也能画准就表示怀疑。工具是人来掌握的，为什么铅笔炭笔可以画得准而毛笔偏画不准？我们谈的是中国画嘛！用毛笔画不准还算什么中国画？我主张对学中国画的学生要有个起码的要求，即当他们毕业时必须能用毛笔准确地描写对象。铅笔炭笔画准了不算数，那只是一个手段。因此，怎样才算准？用什么办法使它准？不能笼统地以一个标准或一种办法来要求不同的专业，应该承认各有各的独立性和各有各的优越性。我们在教学中最可怕的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要把它扭转过来是非常吃力的。为什么铅笔炭笔容易准而毛笔不易准呢？主要是由于铅笔炭笔可擦易改，凡不准的可以擦掉，改到准确为止。毛笔之所以难准，原因就在于既不能擦也不好改，不准时只好另起炉灶重画。这样说来，橡皮是有功的，但同时也带来了过。当然，过不能归咎于橡皮本身，理应归咎于使用橡皮的人。
1961年11月22日，关山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有关中国画基本训练的几个问题》，认为中西绘画是两个不同的美学体系，旗帜鲜明地否定徐悲鸿提出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基础”观点，强调中国画有自己的素描，即传统的白描。
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我们首先应该承认中西绘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不论在认识对象和表现对象上，都各有各的一套办法。当然，办法中有它共同之处，也各有其特点，各有其优越性，也各有其局限性。因此，我们一直是提倡取长补短。西洋绘画里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必须从中得到借鉴。
忠实于对象是基本训练的起码的共同要求。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在低年级的国画教学采用铅笔橡皮进行描写是较为有利的，而且是必需的过程。但是不管你采用什么工具，都不能忘掉你是在画中国画。因为矛盾往往不是发生在工具本身，而发生在运用的方法。比方在同一个年级的学生描写同样一个对象时，有的由于方法对头就画得快些，而且也来得准确些；相反，有的由于方法不正确，结果也就画得慢些，而且还不一定画得准确。那些进步得慢的学生很容易从客观上找原因，怪条件啦，怪老师啦，怪自己原来水平低啦，等等。经验告诉我们，客观原因是有的，但却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主观的方法不对头。我们都晓得从认识对象到表现对象是有一定的过程的，如果对对象认识很概念化，那么，描写的结果也必然会概念化。比方作画时不好好地用眼去观察，不好好地用脑去思考，只是忙于动手来画，反正铅笔易改可擦，慢慢养成了手勤、眼拙、脑笨的发展不平衡状态，依赖橡皮就成为一种习惯了。一种方法成为一种习惯势力之后，改变就难了，尽管老师在个别辅导中想尽办法，还是不易一时扭转过来，这是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最伤脑筋的事。因此，中国传统艺术的教学方法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即要求在启蒙时必须有个正确的开端，对最基本的训练要采取严格的态度。例如写字首先要讲究执笔的方法，一笔要体现一波三折的功夫，都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勤学苦练，而且必须有个正确和严格的开端，否则，就会事倍功半。改旧衣是麻烦事。
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必须重视和改变这些现象。当我们锻炼塑造形象时，不能离开眼和脑，必须手、眼、脑结合进行锻炼。我认为最好的锻炼方法，是直接运用毛笔去写生，当然只适于在高年级进行。这样做，不等于排斥了铅笔炭笔和橡皮。手、眼、脑的结合，不管你用什么工具都是同样要注意的。上面说到有的学生确实是养成了依赖橡皮的习惯，要扭转这种先入为主的习惯势力，就得有措施。经验告诉我们，直接用毛笔写生就是改变这种势力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必须承认，毛笔写生是有它的局限性，但也有它的优越性；局限性唯一的一条，就是不能擦和不好改，不易一下子画得准。毛笔的局限性，恰好就是它的优越性，它可以锻炼养成一种好习惯，即当你看不准想不透时就不敢乱下笔。每下一笔都要成竹在胸，因为每一笔都会牵连到全局，所以笔笔都必须从整体出发，使每一笔都能起每一笔的作用。应当肯定地说，毛笔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武器，它的表现力是很强的。只要我们能够掌握它，使它驯服地为我们所利用，即使不借助于橡皮，同样可以画得准；但必须具有勤学苦练的过程，绝不能急功近利。
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是国画教学当前的一个中心问题。至于如何提高基础课的质量，更是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环节。有人认为中国画教学必须运用西洋画的方法进步才快，主张从学习西洋画入手，甚至还有人主张以西洋画来改造中国画。相反也有人认为从学习西洋画入手是走弯路，甚而还会妨碍国画教学的进展。为什么这两种看法距离那么远，而经过了多年的争论还未得到解决呢? 因为两种说法虽然都有道理，但各有所偏。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采取西洋画教学经验，而在于如何采取。如果办法对头，对国画发展就有利，进步也就快；否则的确也容易变利为弊，因而妨碍国画教学的进展。
上面所举的并不是个别的例子，而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里，我们不能不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它是怎样产生的？中国古代画家有九朽一罢之说，这是指创作上的 惨淡经营来讲的。中国画进行基本训练时，经常是贯穿着写字的道理的，老师严格地要求学生不要涂改笔划，通过填、摹、临三个阶段来锻炼笔划逐步的准确性。比方初学画时，就锻炼画圈圈，画直线，要求一笔画得圆，一笔画得直；同时要锻炼一笔写出物象，撇一笔是一竹叶，竖一笔是一竹节。初画不准，只好多练，准是练出来的，而不是涂改出来的。这样才牢固，才能真正得到东西。当然，写生的要求，不完全同于最基本的技术锻炼。中国画写生，它首先是从气势、从整体出发，同时必须深入细致地观察对象，分析物象的具体特征、结构关系、运动变化，等等。观察对象时，必须从整体到局部，又从局部回到整体，当对对象有了较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之后，才动手去画，这里手、眼、脑是同时并用的。至于怎样才能使一笔一划的最基本的技术服从于具体对象，要求画得像而又有精神，即古人说的形神兼备，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实践锻炼。中国画的写生有这么一个特点，即凡经过写生的物象，如果方法对头的话，一般是能够把它背默得出来。所以中国画家能不看着对象作画，就是依靠平时观察物象的积累，特别是经过反复写生锻炼积累的结果。但是今天的做法不大一样，学生们很少经过严格的最基本的技术锻炼，以致四年级的学生还不会执毛笔的现象也还存在。写生时，总想在一个作业里解决所有的问题，准是练不出来的，而且记不牢，离开对象就无法作画。老跟着可变的光和影来跑，要记忆形象也是有困难的。
在现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里，竟然还能见到楼主这样的性情中人，无疑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人性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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