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发表于 2019-4-15 10:31:30

严陆光:我的父亲严济慈是怎样做人做事做学问的

  从1985年起,严济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名誉校长,他继续关心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参与了学校的许多重大活动,1986年为新校区奠基并题词;1988年参加30周年校庆活动;为郭沫若奖学金颁奖等。
  我的父亲一直认为“搞科学是应该为人民谋福利的”。20世纪40年代以后,由于抗战,没有条件搞前沿研究了,他主要就是根据需求与条件,利用知识和成果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不懈地在努力。抗战期间,军方提出要求,希望他能够制造一些军用光学仪器,几年内他就带领全所制造出1000多台无线电发报机用的石英振荡器、300多套步兵用的测距仪和望远镜、500台1400倍的显微镜、200架水平仪、50套缩微胶片放大器等,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实际贡献。抗战胜利后,还颁发给他一枚勋章,这说明他努力为国家作出了贡献。1946年,研究所搬回北京,同样也没有经费进行研究,他集中精力编写了《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学》、《初中物理学》、《初中理化课本》四部教科书。我的印象很深,那时候我十岁左右,我父亲每天吃完饭以后,就在吃饭的方桌上用毛笔认认真真写书,后来这几本书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教科书。
  在他晚年,有两件事情非常突出。一个就是他很关心青年,他觉得自己老了,就应该更关心青年,为青年们开路,把他的知识、经验传给下一代青年人。他1980年入党,在志愿书中写下了誓言:“努力不去做一个自满自足的、闭门幽居以科学术士自居的人,不让自己成为以老一辈科学领导者自居的人,而应该做一个懂得老科学人员与年轻科学人员联合的意义和巨大力量的人,自愿和乐意给年轻人打开一切科学道路,使他们成为到达科学高峰的人,承认科学的未来定属于科学青年的人。”后来,他对青年人特别关心,在街上遇到人说是他的学生,听过他的课,他都很高兴,父亲总觉得把青年一代搞好是国家真正的希望。
  首先,做学问要有自己的决心。我父亲的决心就是要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与教育。他在大学时期就形成了这样的决心,一直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终身“探索未知,发展科学”,这是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
  1971年,我二哥双光去世,这对我父亲打击很大。他和妈妈亲自抚养二哥的孩子——小雄和慧英。在孙子辈看来,爷爷就是一个普通老人,会砸煤、生火、做饭、取奶、拿报,所有的活都干。二哥去世时我的父亲已经70多岁,老年丧子是非常心痛的事情,直到1981年二哥才被平反昭雪;1981年2月14日,他参加了双光平反昭雪大会,亲自写了挽联:“审判了林江反革命才有今日,团结起老幼搞四化永念英灵。”现在读来也很受教育,一个老人在那么大的岁数,在那样的情况下,念念不忘的仍是团结起来搞四化。
  1961年开始,我父亲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达20年之久。期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1970年南迁合肥,他不辞辛劳,继续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这是他在几个地方的照片,比如陈毅、聂荣臻同志在郭沫若、郁文、我父亲的陪同下参加首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
  关于他搞科研的经验,我再说一点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老父亲从老家东阳回来,路过浙江大学,他们请他去看看。浙大的领导就告诉我的父亲,浙大的校训是两个字“求实”,我父亲看完以后就说,恐怕还不够,人家要他题词,他就写出了“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他说,对于学生、科技人员只要求求实还不行,要敢想、有志气去实现人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同时还要踏踏实实地干事。所以,他认为科技人员、学生要大胆,敢于往前冲,敢于去做,然后踏踏实实做好。1993年,在中科院电工所30周年建所庆祝会上,请他来给我们做报告,他也这样题了词。他说,集他70年的经验,科技人员就是要有抱负、踏实做。
  如何看待科学成果呢?我的父亲认为,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应该努力工作获得研究结果,但是他基本不赞成评奖。他说,是不是成果,成果有多大意义,要靠历史和实践来证明,不是靠人们的议论。有一次,一位很有名的院士来看我父亲时很生气,他把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送到中国科技奖励委员会评奖,以为会得特等奖或者一等奖,结果最后得了个二等奖,他很不服气,在那里滔滔不绝地埋怨了半个小时。听完以后,我父亲就告诉他:“我们这些人最好去评别人,不要把自己摆在被评的位置。”后来,我问我的父亲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个成果的,他回答:“科学成果不是评出来的,要历史来考验。”我觉得,这个想法在现在对我们也很重要,虽然获得奖项很愉快,但是,我想作为一个真正的科技工作者不应该看重这个评奖。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父亲。我的父亲1900年生在浙江东阳下湖严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我的祖父是农村的中医大夫。我的父亲以优异的成绩在东阳小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现今的东南大学)。1923年大学毕业,毕业后在熊庆来、何鲁等老师的帮助下去法国留学,四年后毕业拿到法国国家博士(法国的博士分为国家、普通两种,国家博士档次高于普通博士)的学位并回国。此后的一年在上海大同大学、上海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四所大学同时担任教授,来回奔波教授数学、物理。1929年再次到法国,在几个著名实验室从事客座研究直到1930年;1930年应邀回国,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镭学研究所所长,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1949~1951年,他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所所长;1952~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1955~1981年(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1978~1981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1~1992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1992年后任名誉主席;1983~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的父亲走过了几乎整个20世纪,作为老一辈的科学家他有着相当丰富的阅历。
  在几篇文章中,他也写到:“搞好教学工作是教师的天职。一个大学教师要想搞好教学工作,除了要有真才实学外,还必须:一要大胆,二要少而精,三要善于启发学生,识别人才。”他特别强调教师的责任,他说:“现在的大学生素质好、肯努力,男的想当爱因斯坦,女的想当居里夫人,都想为国家增光,为四化多做贡献,作为老师,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成才。如果一个青年考进大学之后,由于教学的原因,两三年过去了,雄心壮志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从蓬勃向上到畏缩不前,那我们的老师就是在误人子弟,对不起年轻人,对不起国家,这是我们当教师办学校的人应当十分警惕的。”把心思放在教育下一代,培养出真正有为的人才是他的信念。
  1999年底,我担任宁波大学校长,我以前在研究所工作时和学校接触不多,到宁波大学后就想着怎么样才能给同学们做点事情。宁波大学是个综合性的大学,专业特别多,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学生的兴趣爱好也各不相同。但是,我认为不管什么专业的学生,在大学这个黄金时期都必须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这是大学时期通用的,是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学的、很重要的任务。最后,我们启动了一个讲座,邀请到宁波去访问的、比较有成就的同志到学校去做报告,他们当中有院士、艺术家、法学家、小说家等;报告的标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内容就是他们人生经历中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教训等,凡是能给同学们带来启发和思考的都可以讲。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50多次讲座,第一讲就是我自己的报告——向我的父亲学习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
  我的父亲一直和学校保持着很好的联系,一直很爱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师生,希望能够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做些事情,让我很感动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师同学对我父亲也有很深的感情。1996年他去世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同学送来了挽联:“浩浩渡重洋,拳拳赴国难,一代哲人,学海高耸照前路;孜孜求物理,滔滔泻杏坛,三千弟子,悲风肃立悼恩师!”我们全家看到这个挽联很受感动,决定把这个挽联挂在最重要的地方。
  第一,一个人应该有正确的人生观。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非常注重人生观的培养,我记得这样一句话,“一个人活着要使别人更幸福”,这是卓娅的人生观。还有我在莫斯科学习时读《爱迪生传》扉页上的一句话,“一个人的价值决定于他所做成的事,而不是别人的议论”。爱迪生有很多的发明,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他留给后人最要的话就是:“你应该努力去做些事,让这些事证明你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值得的,而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你。”我们生活在中国的这几十年,更是觉得这句话很有意义,特别在中国这个环境里,有些人可以把你说得很好,也可能把你说得一钱不值,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的事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
  他提出:“要做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具备两条,第一是能够提出问题,找到一个适合的研究题目,这个题目应该是经过努力能够解决,而不是那种经过10年、20年努力都没有希望解决的;第二是有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所以,我们要锻炼这方面的能力,会选题,也要有研究的能力。既然做科研,就要做第一流的研究——科学工作应该努力做成第一流的。怎样才称得上第一流的科学研究呢?首先,研究题目必须是在茫茫未知的科学领域里独树一帜的;其次,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方法,必须是自己独出心裁设想出来的;最后,体现这个方法,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即实验用的仪器设备等,必须是自己设计、创造,而不是用钱能从什么地方买来的。“所以,我们中国现在对研究人员,特别是你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提出要从仿造走向创新,希望同学们能够继承这些基本想法,把创新搞好。”
  解放后,我父亲很高兴,觉得国家有希望了,他希望回到实验室,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一个科学工作者一旦离开了他的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当时中科院任命他为应用物理所所长,同时郭沫若同志请他当中科院办公厅主任,劝他说:“倘若我们的工作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更大的好事?”他愉快地服从了安排,致力于科技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在很多领导岗位工作过,对中科院几十个所都付出过心血。他还是很高兴的,他总结说,国民党时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两个研究院加起来只有几百个研究人员,而1965年中科院自己就有2万名工作人员,这个成绩是巨大的,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有一次,我们在颐和园游玩,遇到一批当时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学,所有人都很高兴,就在公园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我父亲见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同学、老师感到非常亲切,像自家人一样。
  我还是按照我们当时文章的顺序给同学们讲吧,先讲做学问再讲做事,最后讲做人,这样按照时间顺序比较合理一点,这是因为我的父亲先是科学家,后来投身教育,他很大的特点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做学问。我父亲做学问的年代主要是20年代到40年代初,这段时间我了解很少,我出生在1935年,对于父亲如何亲自做研究的体会不多,只能很简要地谈一下后来我父亲提到的或者在他去世后我们遇到的朋友、同事、学生讲的故事,或是他自己留下的记录等。我的父亲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他身上做学问的很多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做学问的好传统。
  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的父亲认为捍卫科学是天职。任何违反科学的事,他一马当先地反对,并且很愤怒,他不能容忍任何违反科学、不尊重科学、破坏科学的事情。我举几个例子,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还在科技领导的岗位上,有一次回家他很生气,原来他去参加了一个国家高层的会议,会上提出国内有人推翻了法拉第的电解定律,当时流行藐视权威的风气,要批判爱因斯坦,就建议开个大会宣传这个事情。我父亲非常生气,表示反对,他说:“法拉第电解定律是经过大量实验验证过的,怎么能用开会来推翻呢?不相信可以到化学实验室再去试试,看看能不能拿出否定的结果。”第二个事情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有段时间宣传特异功能,那时我父亲已经很老了,有位老干部来家看他,动员他参加一次特异功能演示会,他很生气,坚决不去。他坚持说,“科学的发展可能会发现一些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但发现者必须能教会别人去重复,大量重复得到相同的结果,才能成为科学”,“特异功能是极少数人会的,我这个人比较笨,可能学不会,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学不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魔术,魔术怎么能够相信和支持。”有一次,有位比较年轻的学者在饭桌上鼓吹特异功能,我父亲平时是很温和的,这次他突然就问这位学者:“你是干什么的?”那位学者回答他是某个大学的副校长,我父亲当场就说:“我看你这个校长应该撤下来。”所以,搞科学的人应该捍卫天职。还有一件事情,他听说国外想把核废料作为垃圾运到中国深埋,很愤怒。因为我的父亲担任过镭学研究所所长,他了解放射性的毒害是持久的、深远的,他立即写了封信给彭真同志、小平同志,表示反对。后来核工部的一位领导人专门来看他,说中国这么大,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深埋是可以的,达成协议后可以拿到一笔钱。当时,我父亲就说:“如果不会危害居民,这个国家为什么不把核废料留在本国处理?我们不能用子孙万代的利益去换取区区一些外汇。”
  第三,尊重他人。我们同学要学会尊重他人。我的父亲很尊重他人,特别是尊重老师,我父亲念念不忘他的老师,特别是他的几个恩师何鲁、胡刚复、熊庆来和法布里。他曾经多次说:“没有老师的教导,就没有我的现在。”父亲的感情是真挚的,我讲一个小故事:熊先生从国外归来后是数学所研究员、院士,文革期间把他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在当时那种环境下,1969年去世了都没有人管他,熊先生的儿子就给我父亲打电话,告知了这件事。我父亲听完,一个小时以后就从东单赶到了中关村熊先生的家里,站在遗体前鞠躬三次,然后他哭了。他尊师、感谢老师对自己的培养是真心实意的。尊师是我国一个很好的传统,没有老师的教导,和谐的师生关系,很多事情是很难完成的。另外,我父亲和很多同事保持很好的关系,包括一些党政干部,比如说武衡、郁文、秦力生同志等,都是他的好朋友。记得1971年,突然有天晚上父亲来我家敲门,面色苍白,说我二哥在成都死了,他要去成都。我陪他去看了秦力生,把情况和他一说。秦力生同志的第一句话就是让我父亲不要去,因为不知道会出什么事,让我和四哥去,到那以后政治上有任何事都不要管,但若发现二哥死得有可疑的地方马上告诉他。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推心置腹地讲真心话非常难能可贵。还有,他对普通人也很尊重,我去老家东阳时一个老人告诉我这样一件事,说他回家无论去哪里吃饭,一定等人齐了以后才开始吃饭,他认为这是种平等,是他对人们的尊重。我父亲老年时去一些地方参加会议,我们都劝他去说几句就可回家休息,他说:“要么我不去,去就应从头到尾在那里,我必须听别人说,只有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只要他去,他就会早早地到会,从头到尾坐在那里。我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他非常主张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做违心的事。
  为什么会提起向我的父亲学习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呢?是有一定原因的。大概在2000年底,我父亲百岁诞辰的时候,中央在北京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纪念会,让我们为他写一点纪念文章,我们兄弟四个(我们兄弟共五个,但当时二哥已经去世)在北京商量怎么写,思考许久,决定写点继承、发扬我的父亲做学问、做事、做人的品德的文章。大概是十二月二十几号,这篇文章就在《人民日报》、《科学时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等好几种报纸上发表了,其中《科学时报》在发表文章时把这个题目改了,从“做事、做人、做学问”改成了“做人、做事、做学问”。后来我们想想也对,一个人首先就应该学会如何做人,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
  我的父亲和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始终认为自己是这个学校的一员,对这个学校和全体师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1958年起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1961~1980年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1980~1984年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84~1996年一直是名誉校长。在这个学校,他亲自教授了6年《电动力学》和《普通物理学》课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有不少老同志都听过他的课,他一生中有38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职工。所以,我今天能够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来,来和同学们讲讲我的老父亲,我感到特别高兴、亲切,虽然我自己没有在这里工作、学习过。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成立,我父亲走上阔别30年之久的大学讲台,亲自为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和电动力学课程,达6年之久。曾在学校大礼堂同时为8个系700多名学生上课,盛况空前,传为美谈。
  总之,我父亲始终坚持:做学问就要下决心,老老实实,踏踏实实,认线) 做科学研究要大胆创新,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
  第二,1980年我父亲入了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当时他已经80岁了,这引起了一些议论。为什么80岁高龄他还要入党呢?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要强盛起来必须要发展科学,科学技术必须要强,用科技救国。解放后的几十年,他看到在国家的带领下,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他把这些发展归功于有党的领导。这是他发自肺腑的感触,是诚心诚意地相信党。
  在30年的工作中,他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知名的物理学家,在他工作过的北平物理研究所,大概每年只有二三十名职工,现在其中就有七位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已经成为院士,包括陆学善、顾功叙、钱临照、钱三强、王大珩、翁文波、吴学蔺等。
  1978年,郭老逝世后,中央任命我的父亲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二任校长,同时兼任研究生院院长,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生院是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在新的形势下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他提出了“育天下英才,创寰宇学府”的口号,我想这对学校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下面是中国科学院关于严济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文件。
  第一,我父亲是个爱国者。爱国是做人的一个基本条件,爱国与否是辨别一个人很重要的标准。我父亲是一个科学家,他非常清楚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他更了解科学家有祖国,所以1930年他就毅然回国,希望为国家做点事。从1930年到1996年这60多年中,他除了去美国当一年的访问学者讲学以外,就没有再呆在国外工作,总想为国家多做点事,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致力于让科学在中国生根上。
  另外,他支持在学校办少年班,这在国际、国内都是首创,非常关心少年班学生的成长。1988年,少年班创办十周年时他亲笔题词,并经常与少年班的学生进行交流。
  关于做事,我从一个小故事开始讲。我1959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电工研究所。那时刚开始工作,有次我回家,我父亲向我提了一个问题:“知识和学问有什么不同?”他说:“知识是人类对事物的了解,学问是用所掌握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时代主要是获取知识,而工作以后则主要致力于将知识变成学问。”这个想法很重要,尤其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学生时代就应该拼命获取知识,而不应该挑三拣四,同时也要注意把知识转化成学问,只有这样才能为人民为人类作出贡献。
  1983年2月,我父亲给小平同志写信,希望小平同志能支持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列入国家重点支持的大学,得到小平同志的支持、批示,从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入了新时期全国重点大学的行列。
  1997年,我父亲与著名美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合作,组织中美联合招考留学美国之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出任招考委员会主席,为中国有计划地组织大学毕业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之开始,至1998年,共办十期,出国人数达900余众,为培育新一代科技人才,又做出重大贡献,且影响深远。
  此外,他还提倡“作为科技工作者,做事情一定要专心致志,刻苦钻研,甚至要有所牺牲”,要有牺牲的精神、拼命的精神才能搞科学。告诉同学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有一个政策叫做5/6,因为当时政治活动太多,没有时间让科技人员做科学研究,后来中央决定,凡是科技人员必须保证5/6,就是一个星期6天里面,最多只能有1天搞政治活动,其他的时间必须做自己的研究。针对这个情况,我父亲当时发表了一个很有名的言论:“5/6是不够的,搞科学的人要时时事事想着发展科学,不能分8小时内、8小时外,阿基米德是在澡盆里发现其定律的。”我想我的父亲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这么做的,这就是他的心得体会。另外,他常常宣传莫泊桑的一句话:“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生活。”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次胡适请他们吃饭,胡适夸奖我的父亲,说他很不容易,能在巴黎这个花花世界里学成归国。我父亲就回答他:“也只有在巴黎闹市里还能做学问的人,才是真正的科学家。”这些都说明研究科学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发展的各个关键时刻,我父亲都给予极大的关怀和帮助,使学校得到长足的发展,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年轻人脱颖而出。1984年,他接见考取CUSPEA的研究生和丁肇中的研究生。他非常关心青年人,希望学校能够培养出优秀的青年人。
  今天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报告也是这个题目——《向我的父亲学习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大家看到的是我的老父亲——严济慈,这是他最后一张正式的照片,时年95岁。
  他很关心家乡。18岁离开东阳,很少回去,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回去八九趟,老人觉得是那片土地抚养了他,那里的人民和他有着紧密的联系,只要家乡有需要,他就应该为家乡做点事。
  我在学校也办了许多次讲座,也在不断地思考,最后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几点体会吧。
  关于做科学研究,他在题为《谈谈读书、教学和做科学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及自己的经验与体会,1984年发表在《红旗》杂志上,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读一下。那时他刚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既有科研经验又有教学经验,他觉得应该把自己的经验、体会告诉后来者。文章的核心是科研就是创新,“所谓创新,就是你最先解决了某个未知领域或事物中的难题,研究的结果应该是前人从未有过,而又能被后人重复的,得到的看法应该是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而后又能逐渐被别人接受的。”
  我父亲担任校长后仍然经常和同学一起聊天,这里就有一张他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在一起的照片,另外一张是他和杨海波同志(当时的党委书记)陪同方毅同志(当时的副总理)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检查工作。
  下面和同学们简短地讲讲我的父亲是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这只是根据我们兄弟回忆的一些情况。
  199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0周年校庆,学校为他立了一座铜像,我的老父亲永远和全校的师生在一起。
  1991年初,我父亲到合肥,参加同步辐射实验室的验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35周年校庆上发表讲话。这是他最后一次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那时他已经90多岁了。
  1961年我父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当时是周总理颁发给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的聘任书,那个时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需要总理签字任命。
  第四,对妻儿诚挚内敛的爱。我的父亲和母亲是东南大学的同学,我母亲是东南大学的第一名女学生,他们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养育了我们兄弟五个人,家庭一直很和睦。我父母亲1927年结婚,母亲1984年去世,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六十年。我母亲去世后有两个骨灰盒,一个放在八宝山,一个就放在家。我父亲把她生前住的房子布置成灵堂,每天早上都要去这间屋里给我的母亲鞠躬三次,坐一坐,坚持了12年,一直到他去世。后来,我们把他们的骨灰放在一起,一套葬在八宝山,一套葬在东阳老家我祖父母墓边。我的父亲寡言少语,但心里的爱常常体现在行动中。我在莫斯科念书时,有一次他带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我去看他,正好他们去吃饭。当时的纪律很严,我们不能参加,只能在外面等。最后,我的父亲把西餐最后的点心留下带给了我,我作为儿子却记得一辈子,我想这就是父爱。
  上面这一张照片是我的老父亲和郭沫若同志的一张合影,当时郭沫若同志是校长,我父亲辅助郭沫若校长工作,共事期间,他们在科大做了很多事情,1977年他们决定派200名教师去欧美做访问学者,决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少年班、研究生院,而这些在中国的教育史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非常感谢邀请我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来,和同学谈谈我的父亲是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第二,要有自己的理想。他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文章,甚至包括写给我母亲的信件里面都写到了“要让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这就是他这一辈子奋斗的理想。同学们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要开始定下自己的方向,下定决心干自己的事,这是做学问很重要的一点。1927年到1939年是我父亲做研究的黄金时期,在这13年间共发表了53篇论文,当时中国并没有专门的杂志,他的40多篇论文发表在法国的杂志上,十余篇发表在英德,这一时期是他论文的高产时期,平均一年大概发表四至五篇文章。那时候发表任何文章都必须是自己的研究结果,不能是学生的、老师的,或是抄袭他人的。正因为他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所以才成为世界上优秀的物理学家之一,成为中国的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1958年中科院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年近60的父亲感到应把自己的知识传给下一代,培养年轻人,他连续六年讲授了《普通物理学》和《电动力学》,同时致力于教育,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教育思想。有一次,他和孙子辈们聊天,就问他们:“什么东西你给了别人,自己反而更多了?”他的回答是:“知识。”他认为,教书是把知识传授给了学生,在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自己也受益良多。

蛇蛇 发表于 2019-4-17 06:19:43

楼主{author}表述之事与本人无关,只是本着“看贴回贴,繁荣网络、利人利己”的原则,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作出贡献,顺便赚3分

rRtUIQBd 发表于 2019-5-10 05:52:07

楼主就好比社区的明灯,楼主就好比社区的方向,楼主就好比社区的栋梁。有楼主在,社区的明天必将更好!

赛拉图先生 发表于 2019-5-26 03:35:58

自从社区改版之后,我就已经心灰意冷,对社区也没抱什么希望了,传说已经幻灭,神话已经终结,留在社区还有什么意思。没想到,没想到,今天可以再睹楼主的风范,我激动得忍不住就在屏幕前流下了眼泪。

俊哥 发表于 2019-5-27 04:10:09

这篇帖子构思新颖,题材独具匠心,段落清晰,情节诡异,跌宕起伏,主线分明,引人入胜,平淡中显示出不凡的文学功底,可谓是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是我辈应当学习之典范。

十二少 发表于 2019-6-7 03:07:09

楼主,请原谅我的自私!我知道无论用多么华丽的辞藻来形容楼主您帖子的精彩程度都是不够的,都是虚伪的,所以我只想说一句:您的帖子太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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