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书法艺术规律书法创作造型取势
所谓自为的形式,是说书者不是克制自己的情性,去按前人的模式一点一画磨练自己,而是(在年幼无拘之时)得有识者的指点,使其特点得到承认、发展、巩固,又从前人法帖中汲取一切有用的经验方法,即把前人的技法拿过来,把文字框架熟悉起来,将前人的体势据自己的偏好有选择地汲取,而把这一切都只作为自己书法创作造型取势的基础。自发的形式虽有个性特点,但不经锤炼,不可能成熟为书艺。驯化的形式,可以写得像别人,却不是自己。自为的形式,是比较符合艺术规律的,这种培养书家的方法也是比较科学的。在学习绘画中,西方没有靠临摹老师或前人之作而培养成的画家,中国却有以临摹老师和前人为学画的重要方法的。解放以前,不少以“仿某某笔意”为艺术的画家,即使自行作画,也多强调师承、重笔墨出处。书法学习,自来讲“师承”,从临摹“影本”人手,具有比学画更严格的模式,根本缺乏创作意识的培养。时代变了,青年人要求创新,老师告诫说:“书临千碑始言创, 无意创新自出新。”事实上,被驯化了的鹦鹉,让他飞也飞不高远了。
青铜器铭文形式就不同于甲骨,简书.就不同于青铜器铭文,蔡邕受刷壁效果的启发而创“飞白书”,金农见刷漆的效果的启发而创“漆书”…… 说明书法新形势并非只能从前人的书迹中调节。但是在前人的书迹成为后来学书者的依据以后,人们进行书法学习,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法帖上,而把向现实汲取形式以为创作的契机全然淡忘了,虽然也知道古人向现实取象、取意、取理的许多故事,也不过就是一些故事说说听听罢了,没有由此作举一反三的思索。
但是,随着文化的发展、积累,书法面目越来越多,到后来,这种”自出新”反而越来越少,因为学书者都严格向前人法帖学习,力求以前人面目为自己的面目,即使要求创变,也强调只能在前人面目中调节。就像调色盘上的色彩一样,三原色随意调配,可出现许多美妙的色彩,但无数次反复调配以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之我还是你,我中之你却没有我,除了灰黯,就难见差别了。今天,许多书家面目大同小异,使人总觉得似曾相识,除见一些工力,几无个性面目可言,基本原因在这里。
这时候,独特的不同于前人的面目便成了创作发展的标帜,就像服饰对于人类一样:当其脱离了御寒被体的基本目的而讲求审美效应以后,要求有新的形式之美的思想意识,便从服饰设计制造中突出。工力美并不是从书泻-开始就被人们强调。(按说, 实用文字的书写,人们只需要求文字的规范性,不须求书写的工力。)然而反复实践,工具材料性能被书写者得心应手掌握,书迹富有情性,反映了修养,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因而使人们从这里发现了自己的本质和本质力量而感到欣悦,人们对工力美的要求便自然地产生了。
长期以来,培养创作意识之所以被忽视,也有历史的原因。即书艺长期在使用的基础上发展。实用书写首先强调实用的规范性,而不是艺术性(讲求乌方光的馆阁体出现,就说明这一点。)仅仅由于书写者各有情性、工力和形式感的不同,才自发地产生了驯化限度内的某些形式差异(当然也还与封建一统的美学思想观念有关:崇尚一种风格,便排斥贬低其他风格)。这是早期书法虽无自觉的个人面貌追求而自具一定面貌的原因。但是这种面貌差异,却实际地培养了人们的审美心理,人们向书法要求丰富多样的面目的心理日益强烈,人们要求书法不只具有情性神韵,而且要求它以个性独特的形式展现出来。
这就出现两条道路:一条是由实用文字书写经验总结出来的在传统内部自然调节的道路,一条是从艺术要求着眼,在习取基本书写技能的同时,就培育形式捕捉意识,既从前人书中,也从生活中体会情、性、意、理,寻求创造形式的启发。前面说过,这种形式的契机在变为自己的书法形式时,它也随主体的情性气格、动力定势、心理定势而具有相应的内涵,并在书家基本学养、特定境遇所产生的激情的激发下,产生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全面意义的创作。其实,即使在字体、书体的自发产生阶段,古人也不是没有自觉寻求形式的经验,诸如从现实生活中感悟书理,在随书写工具材料的变更中寻求形式。
当然,老师的话也非全无根据,因为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无意创新自出新”的时代。比如魏晋以前,由于字体在不断变化,法度尚不完备;书家各据情性,据当时的文字框架,尽我之书写,故而产生了非有意求之却自然形成的不同于别人的书体形式。历史上(特别是各种字体初成期)各种不同书体呈现的基本原因在此。也可以把这种时期称之为书体形成的自发阶段。在这阶段,即使有唐太宗以个人偏好独尊王羲之为“书圣”,要求学书者群起效法,也不可能使每个书家丧失有个性特点的面目。张怀珑充分认识到这种禀赋特征,所以说:“夫古今人民,状貌各异,此皆自然妙有,万物莫比,惟书之不同可庶几也。”
书艺的发展,日益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在的书法面目已不能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审美需要。艺术创作不希望以别人的面目为面目,由是反“奴书”的观点重新被提出来,要求艺术创作拉开各自的距离,这是时代书法的审美要求。而当人们真正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力求使它变为现实时,才发现要找到与别人迥异的面目竟是如此困难,因此有识之士在刻苦习书并博取众长之时,就注重多方面的修养,培养自己从多方面观察汲取形式的敏感,千方百计寻求形式特征,一反“自出新”的传统,发掘自我,又广征博取,尽力在形式上先争一块地盘,而后用修养工力去充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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