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宦海小说”能读到什么【3】--反腐倡廉
尼尔·波兹曼当然无法预言20多年后互联网的勃兴，但“文娱至死”似乎就是指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碎片化阅读的到来，让很多人丧失了思考能力。连反败北这类极为庄重的话题都由于“雷政富”、“赵红霞”们而演化为一个文娱事件。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认为，“宦海小说要有出路，要向政治小说改变，要有怯气触碰那些最坚硬的问题。”但是，要想承续、发展《宦海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这样的政治嘲讽小说保守，呈现如莫泊桑的《标致伴侣》这样的做品，还要求做家有更深邃的思想穿透力以及崇高高贵的文学技巧。
要离别宦海小说的“喧嚣”，让其回归本来面貌，著做者的指点思想是至关主要的。赵志刚表示，这个思想，该当是法治思想，是法则意识。有了这样的“道”，写出来的宦海小说就是一种教化，而不是粗俗的展现，不是进阶的“术”。
“看看现实社会中的沉庆‘唱红打黑’、雷政富情色视频、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事件等，难道还需要宦海小说来解读吗?一切都是活生生的现场曲播。”赵志刚认为，在文娱面前，谁也别想置身事外，无论你把本人定位是什么，你只是一个文娱消费品。
这本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著做，其主要概念是，“庄重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底子是言行一致的，所有的人都是在表演，电视只要一种声音，即文娱的声音。电视的时代就是文娱的时代，电视媒介形式的本身就不能承载庄重当真的思考。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文娱的方式呈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毫不勉强地成为文娱的附庸，并且毫无怨言，以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文娱至死的物种”。
“反思宦海小说的众多，不由让人想起尼尔·波兹曼那本出名的《文娱至死》一书。”赵志刚向记者表示。
“宦海小说所应投射出的邪道，是让人们清楚这个世间还有法治，还有清洁白白的吏治。”赵志刚说，这才是宦海小说在将来应走的邪路。（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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