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改“鄂”为“楚”？何必！
近来，湖北省的简称改“鄂”为“楚”的议论颇是热闹，以当地的部分专家学者、工商界人士乃至官员为主的正方，摆出的理据是这样的：首先，“鄂”不可不废，因为其音同“恶”，其形望文生义也是大不吉利，两“口”表示两人之间发生了口角，一“阝”意味着领导偏听偏信，一“亏”则代表了如此这般的结果，大家都吃了亏；其次，“楚”不可不用，由词句而成习语的“极目楚天舒”意境甚佳，不仅反映了视力极好，而且表达了心胸广阔，至于“楚文化”，更是精深，令人向往乃至神往。那么身份、成分复杂的反方理据又何在呢？大体归纳如下：清代湖北省会武昌是隋朝以降的鄂州治所，有历史渊源；习惯成自然了，改了会不习惯；“鄂”为湖北一省独享、“楚”属多省共有资源。正方反方，理据都显得充足，而如此一来，事情也就麻烦了：改“鄂”为“楚”，还是仍“鄂”不变，实在纠结得很！
我忝列末议，不妨先表明一言以蔽之的态度：何必！
众所周知，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人，有意识无意识地都具有浓厚的名号情结，这名号包括人名、地名以及其他种种专有名称。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而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方块汉字。依据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原则造出的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只是一堆字母的组合，我们往往看不出多少的奥妙（也有例外，比如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期间，改Corea为Korea，如此Japan就排在Corea前面了）；汉字就不一样了，它的音、形、义纷繁复杂、变化不定，不仅可以“望文生义”，如果以细密的工夫进行分析的话，那有时简直就是个无底洞。所以殚精竭虑地取名定号，就成为古往今来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甚至一门传统学问。只是虽然如此，还是有许多的名号经不起“分析”。
举些例子。前两天在某处高速公休息区，看到大大的“昌记粽子”广告，同行的老教授干笑了几声，我明白他笑的是这“昌记”的谐音太不文雅。南京有片区域叫“南湖”，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治安方面的确存在“难糊”的问题，导致的结果是，南湖所属的建邺区为新城大量命名道名称时，强烈排拒“湖”字，弄出了一批毫不相干的“山”来，说是蕴含了积极向上、勇攀高峰的意思。我家附近，有龙阳大酒店、月月红小吃，文化水平高些与生活经验多些的人，看到这样的店名，大概都不敢光顾吧。
再扯远些，三国时的蜀汉，开国是刘备，继承刘备做的是他的儿子刘禅，就是那个“扶不起的阿斗”，刘禅后来投降了曹魏。蜀汉为什么二世而亡？当时的大学者谯周说是名字出了问题，备是准备，禅是禅让，这不明摆着准备好了禅让给人家吗？不过谯周可能忘记了刘备还有个养子叫刘封，封＋禅就是“封禅”，那可是才能主持的拜祭天地的仪式啊。又同样是做名称的文章，秦始皇建立的秦朝，“秦”在拆字先生那里，是取“春”字的字头、“秋”字的偏旁合成的，寓意春秋循环、传之万年，不过秦朝也是二世而亡，这又怎么解释呢？再如“支那”，从前日本人喜欢称我们为“支那”，我们很不喜欢这个称呼，为什么？字面意思就很不好啊，“支那”，支解那里，所以我们反戈一击，按照英语Japan的发音，选了“假扮”这两个字称呼日本。
诸如此类的“说文解字”，“水平”不可谓不高，道理当然也是有的，但是，我们又能怎样？都改吗？那就改不胜改了！
简单交代了肯定与“鄂楚公案”关联的历史文化或者心理暗示的背景之后，我们顺着这样的思，来看“说文解字”里的鄂与楚，到底孰优孰劣。“鄂”字不细说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正方已有“周详”的贬斥。只是这种种的贬斥，多属浅薄的附会。按照字义的正解，鄂是形声字，其声读作咢，“咢”是徒手击鼓的意思，其形旁“阝”就是“邑”，邑是城市的意思，如此组合起来，鄂的意思其实蛮好的。那么正方力挺的“楚”又怎么说呢？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义的字书、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楚，丛木。一名荆也。从林，疋声。”楚就是疋于丛木之中，直白些讲，就是行走在森林中（疋，足也，脚也），或者换言之，披荆斩棘吧。比较一下：击鼓传声的城市的“鄂”与披荆斩棘地行走的“楚”，孰优孰劣？说不清楚，差不多吧。
再看鄂、楚二字的使用情况。鄂主要是作为地名使用的。最为人熟知的鄂，早期有西周时楚的封国鄂（在今湖北鄂州市）、战国时屈原《楚辞·九章·涉江》里的“乘鄂渚而反顾兮”的鄂渚（在今武汉市黄鹄山上游不远处的长江中），晚些的鄂，有鄂县（秦始置，在今鄂州市境内）、鄂州（隋始置，在今武汉市境内）等，现在则是湖北省简称的鄂。鄂当然也有其他的引申义、义，如边际、花托（咢通萼）、惊愕（咢通愕）、直言（咢通谔）等。楚呢？作为地名使用的楚，比鄂的指称空间要大得多，如果说历史上鄂主要是点状地名的话，那么楚就是面状地名了，而且是个变动很大的面状地名，这又联系着作为国家概念的楚。最有名的楚国，当然是先秦的楚国，西周时起初立国于荆山（今湖北南漳县西）一带，其疆域屡有伸缩，论其伸展，春秋时西北到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东南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县北）、北到今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战国时更有扩大，东北到今山东南部、西南到今广西东北角，攻灭越国以后，又扩大到今江苏与浙江；次有名的楚国，是五代十国时马殷据今湖南、建都长沙、经历六主、凡56年的楚国；当然还有其他次次有名的楚国，这里就不说了。
值得强调的是，楚在地名义以外，其他的意思也使用得相当广泛，比如痛苦、刑杖、丛莽、华美、伧俗、鄙拙、整齐等，这其中，褒义与贬义参半，连带着组成的词汇，则既有楚天、楚材、楚腰、楚辞、楚骚等褒词，却更多诸如楚切（凄苦）、楚囚（处境窘迫之人）、楚凤（赝品、伪物）、楚氛（俗恶之气）、楚毒（古代炮烙之刑）、楚掠（）、楚挞（）、楚恻（悲伤）、楚梦（好梦不长）、楚楚可怜、四面楚歌等贬词或者不那么吉利、开心之词。而这样比较下来，还真不明白是“鄂”优，抑或“楚”好。
也许，单就字形的望文生义言，鄂劣楚优，鄂又是吵架、又是偏听偏信、又是吃亏，楚有双木，写照着自然的良好；只是这样拆字，我们姑且不盖“”的大帽子，也显得太没文化了吧！如何地没文化呢？比如我们常当笑话讲的一些汉字瞎解：婺源的女子文武双全，婺就是女+矛+文啊；无锡意味着，因为那儿的锡山神奇着呢，有锡兵、无锡宁；江苏自古鱼米之乡，蘇就是直接的反映；又晚清的私塾先生回答童生“何谓伽利略义大利人”的提问道：“伽利略的意思就是赚大钱的人”；而同样的水平，当李鸿章的儿子要去担任驻葡萄牙公使时，李讶异地问：“怎么葡萄也有牙？”而说句不怕得罪人的话：把“鄂”拆解为吵架、吃亏，岂非冬烘的私塾先生与糊涂的李鸿章大臣的同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现在是科学昌明、文化繁荣的新时代啊！
退一万步讲，借用某些网友对“鄂”字的最新“考证”，上古三代时，噩鱼也就是鳄鱼大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形成了以捕噩为生的民族，也就是湖北的先民，变迁下来，湖北也就简称鄂了。果真这样的话，象征珍稀动物的“鄂”与标志苍茫丛林的“楚”，又有了难分胜负的对决了：树木绿化与动物，都重要啊；而且比较言之，窃以为“鄂”对于追求可持续发展、注重天地生人协调的湖北，还显得尤其紧迫：鳄离不开水，素有“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当下的问题，正在于水面的消失。提供两个令人惊心的数据吧：20世纪50年代，湖北省有天然湖泊1052个，2000年时仅存83个；同样的两个时间点上，江汉平原湖沼面积原有3万多平方公里，然而已有80%的湖沼面积消失。
收缩下话题，板起些面孔，具体来说现在热议中的、上文没有PK出优劣结果的、作为湖北省简称的鄂与楚问题。
首先，既然无所谓优劣，改鄂为楚也就失去了的文化理由。而且，说得严重一些，莫名其妙或者缺乏充分理由地改鄂为楚，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国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民政部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湖北省人民颁布的《湖北省地名管理办法》等诸多的法规。条例、细则、办法文繁不录，要求改鄂为楚的正方人士学习学习，这里不嫌啰唆地提醒一声：按照这些法规的，“可改可不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更改”；而按照这些法规的，即便要改的话，也绝非湖北一省说了算，上达国务院、下及全国人民，有着审批权或发言权，所以麻烦着呢。这是账。
其次，诚如反方的意见，这楚也不是湖北一家独享啊，精深的楚文化，大家都有历史的与现实的贡献。《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所谓西、南、东“三楚”的说法。“西楚”约当今淮河以北，泗水、沂水以西，相当于今河南中部及东部、安徽北部和江苏西北部；“南楚”北起淮、汉，南包江南，涵盖今安徽中南部、江西全境、湖南湘资流域及湖北东部地区；“东楚”跨江逾淮，东至于海，包括今江苏大部、安徽东南部及浙江北部地区。虽然时至今日，河南以中原文化为荣，江苏、浙江的江南部分喜欢打吴越文化牌；然而，湖南之为楚地，既为湘省珍视，江苏的若干地域文化中，楚汉文化也占有相当重的分量，又徐州既津津乐道为西楚霸王项羽之都，江西北部、安徽南部以及南京等地，也都喜欢自称“吴头楚尾”之地。简而言之，这与楚相关的各省各地各市，大概不会愿意出让“楚”的版权给湖北——尽管这是先秦楚国的起源地与中心区独享的。可以想见的是，假如湖北的简称改鄂为楚了，势必引起其他各方对失去的“文化”的追念与追索之情，相应地，也就拉开了与湖北的距离，或者疏远了与湖北的感情。这应该不是吧！这是感情账。
再次，就湖北本省而言，改鄂为楚的，肯定也不是万众一心、全民、举省同庆。道理很简单：真要改简称，起码荆、汉二字不比楚字理由少、底气弱。如荆，既是古代楚国的别称，用以纪念楚立国于荆山的历史，荆州又是传说中著名的三代九州之一，以及后来的州、府、等名称，而“九曲回肠”的荆江，也是名气甚大；又如汉，汉江、江汉平原、武汉、汉口、汉阳，如此等等，“汉”在湖北省的使用场合与使用频率，与“楚”大体仿佛，而省会武汉的简称之一也叫汉，这就显得更有分量了。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杞人忧天起来：改鄂为楚，不会造成湖北内部鄂派、楚派、荆派、汉派之间的矛盾吧？鄂派、荆派、汉派完全可以拿出坚强的历史、地理依据啊！这是历史账、地理账，或者统称为文化账吧。
最后再算一笔算不清楚的经济账。早在1991年，我在大学讲义《地名学概论》中写过这么一段：“地名的社会性要求地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更改一个县名，不仅影响邮电、交通，而且涉及本县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公章、牌匾、信笺、票据、合同以及其他文件中名称的变更，还涉及他县、他省以及各个部门对该县地名的引用，面极大。”这是陈年旧话了，但现在的情况更是：时代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而与地名有关的信息一旦混乱，其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这还是间接损失，至于直接损失或者说经济成本，听说襄樊市改名襄阳市，仅修改当地的各种地图、公章、证件、招牌的行政成本，就达到了至少1亿元人民币（这肯定还常保守的数字），这可都是纳税人的钱啊！又不独仅此，现在全国一盘棋，地球也成了地球村，一个地方一时兴起改个地名，却让各地跟着被动埋单，这是不是有欠厚道？所以地名还是尽量保持稳定为好。稳定的地名，既方便社会使用，又保存历史记忆，何乐而不为呢？
《方舆·行政区划与地名1601》要目
李立国提高治理水平地名文化
宫蒲光扎实推进地名普查及管理工作柳拯区划地名：空间治理的视角王胜三地名研究当前亟须深化的几个问题彭军砥砺奋进正当时决战普查谋新篇范今朝荣蒋瑶璐论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逆向调整”王开泳陈田地名更名对大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思考邹涌泉对建德市建制村名称的几点思考王建富浅谈古人对海岛通名的认识牛汝辰新时期政区命名对策研究张传承文化与方便群众相结合妥善处理地名重名现象胡阿祥改“鄂”为“楚”？何必浦善新中国行政区划溯源华林甫高茂兵卢祥亮论清末民初政区剧变及其现实意义庞森权刘静制定少数民族语地名汉字译写标准的基本规则林辰美国地名工作的商伟凡实至名归话“襄阳”高钰计算机在地名译写中的应用鄂栋臣第一个中国命名的南极地名陈溥陈晴什刹海名称由来之疑《方舆·行政区划与地名》每册定价：50元，2016年计划出版2册，2017年计划出版4册，需要订购该书的请关注区划地名微店，或者与中国社会出版社区划地名工作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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