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农民：没有学校开到这里 谁会关心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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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常州外国语学校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
　　常州的系统可能自己都没想到，常州外国语学校会在这一周发生如此的惊动举国之事。原本学校北面的常隆、常宇、华达地块在今年2月中旬已经完成了修复，而去年12月中所盛传的刺鼻臭味都已经消失了，但如今随着学生体检报告的回收，身体异常的人数越滚越大。

　　连日来，常州外国语学校500在校生疑似因化工厂污染地块中毒一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本来，常州市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源自8家医院汇总的体检报告，称“597人中133人检查指标异常”，但4月20日，家长自发统计数据，收到的683份体检报告中，数据有异常的是561人。到底标准有何异，哪方可取信，目前来说不明的围观者仍然一头雾水。常州市在突发事件前也陷入集体失语，我尝试联系过市环保局、教育局、规划局，都表示目前统一归口到市了。在新北区万达广场边上恢宏的“双子塔”楼下，市委宣传部一位官员跟我在电话里说：“目前我们也是被调查对象，在国家调查组还没发声的情况下，我们不适合再说什么。”
　　教育部和环保部已经组成联合调查组派驻常州。这几天，我去到的事发学校“常外”、它的上属单位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和项目环评单位常州市科学研究院，都是无人坐镇状态，最高领导都去报道了。一座地级市，在六天来被一个学校搅得满城风雨，连气候也紊乱了，如黄梅天般一会儿骄阳炙烤，一会儿闷湿下雨。

　　常州外国语学校校门口在“常外”的校门口，除了半里长的车队长龙，里边坐着的等待放学的家长，还多了各记者，、协管，和来不明的人……有的家长在簇集议论着，这几天来“探子”好多，所以不敢过于声张，而之前也有报道，家长被不准接受采访。多疑的在崭新的学校上空，但走出来的孩子都是青春期朝气蓬勃的样子，也许他们并不知道体检指标的异常意味着什么，因为那并不直接体现为对身体的困扰，就像一位家长告诉我“青春期发育阶段，激素不稳定也是有的，有些的就不舒服；不的就自己也不知道……”
　　那块污染场到底是不是造成体质异常的直接源头，目前也众说纷纭，校门口的“不明群众”都在说，600个样本里如果133个有异常，那未必是直接跟污染地块有相关性，但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字呢，是不是就能说明什么？再如果全校2800个学生都作为总样本，检查结果又会如何？在天花乱坠的疑虑里，他们得到的学校答复是，国家调查组会很快给结果的。

　　据影响报告显示，毒地地皮的三厂原址，地下水出现氯苯、四氯化碳等有机污染物，最严重样本中，氯苯超标逾9.4万倍，土壤氯苯亦超标7.8万倍，汞、铅、镉等重金属亦严重超标。这所准精英初中搬迁到这个劣等地段来，才“偶然”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毕竟，与常隆化工厂，以及它的前身常州农药厂为伴了几十年的周边农民，他们早已习惯了捂着鼻子。地块东边的一处居民点上，一位原本是农民的居民这样跟我解释：“那些家长都有啊，如果我们来闹哪里会有作用？”去年九月，学校搬迁至此的时候，那两千多个家庭必须告别老市区，为了孩子每天在这片要大力开发的城市北部新区穿梭。气味不会，当去年年底，该地块在修复的过程中因操作不慎而引发刺鼻气味时，的家长立即拉，并在中自发带孩子去体检。

　　未知的永远是最的。因为这次你不知道具体污染源以及方式，不像之前的农田土壤污染，我们会像关心日本水俣病一样关心农民，当城市化向污染场地靠近时，健康风险就像是埋在地底的定时。记得三年前，也是暮春，湖南“镉大米”事件沸沸扬扬，同时，江苏省地调院也“漏出”一份报告称苏锡常地区土壤和农作物重金属污染加剧，有的超标几十倍。
　　我曾于那时前往无锡和南京，按照报告所示的地理找到了那个村子，并意外碰到一位农民，他家的房顶上装上了伞状的莹白色收尘器，他的两三亩地里被洒了各种各样的修复剂，那是南大学院“委托”他做的实验。南大师生在那两年都会上门问他索要稻米样本，虽然这位农民并不知道那么做是为了什么，他不知什么是镉米，更不知自己就耕作在污染土壤之上。

　　4月19日，常州外国语学校对面空地上，园林工人正在种树我找到南大学院领头土壤修复的王晓蓉教授，当时她已73岁高龄，低调并迂回地跟我谈起这个话题。他们像南京当地的环保部门、国土部门一样，也在实验着各种土壤修复法，并期待有天可以推广下去，“苏锡常”这个重灾区。说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监测，她提到一些技术无法覆盖的空白，比如我们现在都是用“布点法”把土壤划分为网格而进行检测，但一块区域里真实的污染状况却存在变迁性和流动性。这就是为什么你无法给一块污染地真正科学的结论。
　　“原本的土壤质量标准是按照农村生态效益制定的，没有引进健康风险评估，后者是近几年才参照美国标准建立模型的。”南京科学院创始人，88岁的夏家淇教授这样对我说，他是1995年第一版土壤质量标准的制定者，研究了40年土壤污染，他对我说。“我国的土壤污染研究起步比较晚，很多技术标准还不成熟。”
　　我相信，这也是新中国后土壤研究的老专家们始料未及的新兴现象。他们必须要重新解释，当农地变为工业、商业、居住等用途后，标准如何重立？而对于健康风险的评估，又会是一个新课题。这也是为什么环保部要在2014年连续发文，“化工企业迁离后要对原址场地进行土壤毒性评估和修复”，“场地使用权人等责任人要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场地的调查和风险评估”……
　　当一个精英学校来到一片化工搬迁后的未修复之地，矛盾就一发不可，问题也逐一冒出来，远远不止土壤污染那么简单，里边牵扯到的利益相关方盘根错节。你会问，为何学校远在毒场修复完毕前就开工建设？新建校址环评是怎样参考污染场地修复环评的？如何确定有毒土壤通过介质影响人体，还是有别的介质？

　　由于施工时所用的地下水水源受严重污染，导致学校课室、宿舍、图书馆等多处，出现丙硐、苯、甲苯、二氯甲烷等有毒化学品含量超标。但一切技术性问题的背后是不容脱责的人为力量。比如，是谁要常外开到现址上来的？再比如，为何一个地级市的中学校址间要腾挪互换不止？据所说，常外原址上将迁来常州三中，而三中原址将迁来常州实验初中，后者的校址将被用作商业开发。。。。。。
　　从技术层面来说它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学校迁址背后的利益架构恰是更潜在的驱动因素。从近些年的举国轰动的公害类事件，你都能捋出一条相差无几的逻辑线，那就是利益驱动下的城市要开发，而原本的潜在都“来不及”去研究透彻。这件事中，一方面是环保要求还未提上日程时企业的乱排乱放；另一方面是迫不及待的新区开发、城市包围农村；当中夹杂着尚未理清，或是还不成熟的环评技术要求。
　　当“土壤污染”慢慢体现为更多的“场地污染”案例，我们才发现这是城市“退二进三”的缩影。更多的农地开始转换性质时，它的“污染成本”才有人会发现并治理。而污染场地修复就是在“城市化扩散”的时代条件下倒逼而产生。就像一位农民的说法了我，“如果不是那么好的学校开到这里来，谁会关心土壤污染？”在苏锡常这样的江苏省老化工，经过了与化工“相邻相亲”的蜜月，再摒弃转型的漫长历史过程，它所要承担的代价潜藏在几十年的新中国工业化既定轨道里，也许正慢慢向城市人逼近。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责任编辑：赵家明 SN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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