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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自由组合被分到护城公社南源大队谢家生产队。最初我们每月可以领到七块钱，过了半年就没有了。要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猝然象农民一样自食其力几乎不可能，其实知青从下乡那天起，都不曾断过回城的念头。也不知是谁开的头，后来兴起“搞病”。你如果弄到一份“不宜参加重体力劳动”的医生诊断书，就是城里人了。其时搞病的手法真是八仙过海，五花八门。有往尿液搀血搞肾炎的。有吸氧时捏拳蹲桩暗暗使劲装甲亢的。还有人弄视觉神经衰竭，整日蒙着眼练习靠感觉识别方向，因为人若眼瞎，别的器官应会格外灵敏。我有两个朋友却是搞肺病上来的。有个X光师暗恋我认识的那个女知青，冒险给她出具肺痨证明。另一个朋友想搞肺结核，天天守候在医院门口，直到一个痨病鬼半死不活前来求诊。他付了五元求那人冒名顶替代他照片。当时五块钱正是他一个月的用度。
我们朝阳公社新建大队小学校有个黄老师曾是文革前下放的知青。老黄三十郎当岁了，我们看他简直就是小老头一样，却还是个鳏夫。那年头谁不逢场作戏，誓死不娶的似乎只有要等南北统一才成家的越南的胡志明了。我们问老黄为何单身，还说，难道你见了美丽的姑娘也不动心？他羞然答道：我喜欢文学，不谈恋爱。在场的知青哗然大笑。哈哈，他竟为李白、杜甫打单！我却怀疑可能是他暗暗在写一点诗文小说什么的吧。
后来市委觉得老知青上不来，对新知青影响不好，让我们都回来了。社会上有个说法叫做“翻卤锅”。临走大家相约将来屙尿都不朝这方。然而我忍不住还是回去了一次。但我一到就被队长拖住喝酒，便没有造访老黄。也许队里真的收留了他夫人的吧。
我下乡七年，比十年的最高记录还差了一截。但我下过两处。你下过两处么？那时在桂林，县里的知青纷纷迁往郊区，谓之“转点”。郊区有何好处？招工不会到外地。近爹近娘近朋友，有的甚至可以踩部单车去出工。转点要靠自己去办。先撰写一份报告，从县里的小队、大队、公社、安办到郊区的小队、大队、公社、安办共盖上八个大红公章就大功告成了。可每个图章都要经过激烈的战斗才盖得下去。通常都要靠“雷管”、“手榴弹”、“炸药包”，也就是烟、酒、礼物开路。那时并无送车送屋之说，掖上一只鸡，几条鱼，如果东窗事发，可以闹得满城风雨。七二年夏我开始搞转点。帮我出力的是一位安办的大姐。此人后来声名狼籍，还遭调职。老天在上，我倒没有什么礼物来孝敬这位恩人，她亦从未提过什么要求。有个知青送了安办人员一把电风扇。一上调就检举起来。受礼人坚决否认，他胸有成竹带着领导到对方家里拆看电扇，原来他早在壳里写上某某送于某年某日。那时没有行贿与受贿同罪的法律。
有人把文革的学生娃娃算作首批下放的知青。其实不少象老黄一样的失学失业走投无路的青年早先于我们下去农场林场了。他们才是上山下乡的先驱！文革之初，他们在街头刷起大幅标语“要吃饭，要回城！”，“还我青春！还我户口！”触目惊心。我清清楚楚记得一条标语如此预言“同学们，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结果还真它妈的让他说准了，在那个波澜壮阔的运动里，我们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好多知青回城造反。记得有个姓郑的小伙子瘦瘦高高，温和腼腆，人们不呼其名，只叫他“九块钱”，他也脆脆地应答。说起来无人不笑，原来他那农场没有工资，每月就发九块钱生活费。似乎地位越是低微就越野蛮，农场里的派仗十分激烈。后来广西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大武斗，“九块钱”竟然被活活打死。
次年双抢，我看到黄夫人和村上妇女一起出牛栏粪，快步如飞。晚上遇上老黄，我说，嫂子入队了？他说：没有。现在放农忙假，教师要下队，她是顶我下去干活啊。我说，嫂子小小年纪，倒挺会体惜。老黄点起我递上的卷烟说：哪里，她嫁出来了，那边不承认，这边又不收。生了小孩也上不了户口。一家三口就有两个“黑口袋”，议价粮实在吃不起呀。趁着教师下队，她替我去。说不定队里可怜她劳动好，收下她挣些口粮，也未可知。老黄打火点烟，脸上皱纹纵横，深得都藏得起臭虫了。
桂林的知青多下在地区，后来或先或后陆续回城了。最惨的要算去生产师那些。当时一听隶属省军区，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哪个学生不动心？呼啦啦就去了一大批！其实这伙人是去南强种橡胶，屯垦戍边。文革结束，自然又引来一个遗留问题。纷纷闹回城，闹回家。知青们联合亲属朋友，广发通知，四处串联，在市委大门举行过声势浩大的请愿示威。谈判的焦点在于他们究竟是下放还是就业？就在没完没了的扯皮之中，知青们渐渐病退，渐渐成婚，渐渐调职，也渐渐地被当地人吸收同化了。他们扎根的人数最多。
后来老黄未见弄出什么作品，倒弄回一个娇嫩的姑娘。夫人年轻漂亮，象是才读完中学的光景，怎么下嫁一个矮黑汉子？原来那妞是土里刨食的农村妹子，也就是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成全了这一对忘年夫妻。黄家吃皇粮，虽然一贫如洗，总比农家强吧。两人知足常乐地快活着，不久就生了一个胖小子。
我们是坐闷罐子车下去的，去兴安。没有旗帜，没有锣鼓，没有红花，大家坐在行李上抽闷烟，想到前途渺茫，凶吉未卜，唉声叹气。沉默中，女同学竟突然唱了起来，列车轰隆，那歌声越发显得高亢激昂：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跋山涉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男生都吃了一惊。它妈的，文革搞了两三年，你们还这么革命？歌未竟，有个男生忿然骂了一句：冒包！本地话冒包就是唱高调、好表现的意思。众人哈哈大笑，弄得那几个女生好不扫兴。说来也怪，以后寒冬腊月修水利，或是三伏酷暑搞双抢，那激越的歌声还常在我耳边回响！
其实知青从下乡那天起，都不曾断过回城的念头，为了回城大家都兴起了“搞病”，搞病的手法真是八仙过海，五花八门。当时有个X光师暗恋我认识的那个女知青，冒险给她出具肺痨证明。
因了我的平凡，文革、下乡、进厂、高考我们那辈人所经历的事情我一件都没拉下。我就是那个时代的人证或历史的标本。说句俏皮话，就是“仗仗不离穆桂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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