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千秋——孔可立书法艺术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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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如果只是仅仅遵守了一般的法度，而缺乏自己独特的思考与艺术表现，也是不可能建构具有自己风格的书法艺术的。天然造化与率真之于艺术极其重要，因为这无疑是格调高妙而不低俗的根本性前提。正如庄子所说，法天贵真，不拘于俗。书法艺术的创作既有法度可依，但同时又不可拘泥于既成的规则，因为一切法则都是历史性沉淀并生成自身的。书法创作上的率性、自由与充满生气，绝不是那些毫无法度的任意与草率行为。笔法上的师古与拓新的渗透与彼此交融，在孔可立的艺术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这里，对艺术法度的临习、领会与表现，也是一种对意志与精神的磨练与砥砺，以及对人的性情、心灵的陶冶与文化建构。在依凭谨严法度的基础上，孔可立的书法产生了一种发自力与势的冲击感，从而生成出既传统又现代的精神与文化关涉。不同于基于视觉表象的一般摹仿，书法对法度的领悟揭示了艺术内在的精神图式之所在。在质朴、纯正、厚德与雅致、逸趣、灵气之间，孔可立力图破解既有的冲突以寻求一种审美的和解，但这种和解又离不开法度与意象之间的文化张力的生成性建构。


　　书法作为一种关于书写艺术之法度，对法度的严格遵照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规定，而对法度的理解与把握就成了书法学习与创作的基础。孔可立先临习了颜真卿的楷书，后又潜心于金文、石鼓、小篆、汉隶，以及魏晋六朝的摩崖石刻的研习。但这种临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外在形似，而是不断揣摩以至于得心应手甚至心领神会，其实这也是书法艺术的意境生成的基本过程。一切艺术所依凭的法度与表现规则，其实都不是僵死的、封闭的与固定不变的，甚至可以说法无定法乃为艺术之至法。
　　实际上，孔可立虽然非常注重习碑临帖，但他并没有止于对法度的一般坚守上，而是着力通过自己的思考与艺术探索实践，对书法的传统框架与书写范式加以突破，以实现自己在书法艺术上独特的创造与表达。孔可立的书法结体气势开张，同时又新奇而有韵致。在粗与细、虚与实之间，呈现出的是彼此的关联与笔势上的呼应。在孔可立那里，大巧若拙与计白当黑显示出了一种别样的理趣。用笔显得既厚重、内敛，又晓畅、超拔，还有一种圆润与飘逸之感，这些无不源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审美与心灵建构。
　　在对传统艺术与思想的传承上，孔可立的书法既具有儒家的“中和”、道家的“超然”，还不乏佛家的“空灵”等精神特质，以及文字里所灌注的民族性与文化上的整体感。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独到的理解与表现既以对法度的把握为基础，又必须超越一般的研习而走向自己的独创。书法所表现出的意不离法与法不碍意，显然是他艺术创作的精神旨归与文化诉求。其实，艺术创新的根本性要义也许在于，基于而不是墨守任何意义上的法度与成规，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法度加以创造性的回应。
　　孔可立，字繁儒，号知勚斋主，祖籍山东，世居河南和湖北。1948年出生书香世家，至圣先师第74代后裔孙。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书法艺术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专业研究生。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书法培训教授，武汉市书法家协会顾问，湖北省和武汉市优秀政协委员，武汉大学客座教授，民革武汉书画研究院院长，中国文物协会会员，中国历史博物馆画廊艺术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书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收藏家协会顾问。自三岁起，在父亲的教诲下，诵读经史典籍、研习流芳墨韵，练习书法，继师金月波、黄亮、邓少峰、王霞举诸位大师和欧阳中石先生。书作出篆入分，结体新奇，气势开张，别有意趣。亦擅篆刻，广泛涉猎秦玺汉印、封泥瓦当、碑额钱币等，以刀代笔，臣着酣畅，通碑融帖，独辟蹊径。已在中国美术馆、上海朵云轩、香港艺术中心、台湾、新加坡、新西兰等地举办个人书法篆刻展20余次，广获赞誉，培养学生逾万人。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其摄制两集传记片《写意人生——孔可立》，受到国内及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
　　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书法不仅注重文字的视觉印象与审美意味的表现，还关切与彰显着人的内在精神与传统文化。在孔可立的书法艺术之中，我们既看到了其对严谨法度的遵循与恪守，同时也可以发现不乏灵动与率性的个性挥洒。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张力在法度与意象之间油然而生。而且，尚法与尚意在他的艺术创作中相得益彰，共同构建着他的书法艺术的风格与审美旨趣。正是这种文化张力，不仅使孔可立的书法形成了特有的艺术魅力，并由此构成了他艺术表现的独特精神特质。
　　张贤根，教授，武汉纺织大学时尚与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美学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华美学学会会员，欧洲美学学会会员。）




　　在书法艺术的表现上，孔可立主张厚积薄发与心性的修炼，他的创作也因此颇具精神定力与文化底蕴。实际上，孔可立对法度的尊崇与坚守，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书法门派，而是致力于在各家风范之中兼收并蓄，并力图基于自己的审美经验而加以重构。他的创作不仅古拙、雄浑与典雅，往往还收放自如、意趣橫生。在书法作品里，千姿百态与性状各异的笔画与结构颇富情趣。在篆隶楷行草的书写中，艺术家既使各体显现出自身的特别情志与意味，又让不同的书体在气韵上发生勾连与贯通。
　　通过观赏可以感受到，孔可立书法的章法与布局，既有严格的讲究，同时还富有变化。作品的这种因法度深稳而内聚的精神图式，又显现在关切于视觉的审美与文化里，而这无疑是与他的修为和先圣遗风分不开的。作品开合有序、张弛有度，还有独特的审美趣味。在法度与意象之间保持一种文化的张力，一直是孔可立创作中至关重要的艺术宗旨。当然，这种文化张力又是经由多视角与多维度来建构的。尤其是，在形与神之间、礼与逸之间，这种张力都得到了独到的揭示与阐明，并在书法创作中表现得格外的生动与极富意境。
　　此外，孔可立以刀代笔，其篆刻艺术沉稳酣畅。与此同时，书法与篆刻、收藏之间的交织与互文，构成了他丰富多彩与别有情趣的艺术世界。法度之所以成为法度，都是在化中不断生成与成为自身的，并在创作中化为各种新的艺术表现与审美经验。在法度的规定与基础之上，艺术家充分结合了自己的艺术经验与创作体会，对法度及其在社会与文化语境里的体认加以观照。而且，动与静的彼此相生、由技向道的化境都在作品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正如苏轼所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