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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书法界不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书法家协会的规模都是空前扩大的，书法艺术繁盛景象值得充分肯定，但同时必须看到出现的草根化和形式化现象，承认这点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粗放的发展实际上和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有着共通之处，那就是质量亟待提高，很多书法家的内心浮躁，功利思想很重，以此作为捞取名利的手段，整日处心积虑地为得奖和赚钱而奔忙，缺乏静心创造伟大作品的心境和定力。针对这种现象，邵秉任先生率先提出了“书法新常态”这一概念，并认为书法的“新常态”应该是艺术风格上百花齐放，书法家的创作回归文化本源，克服浮躁，不走歪路。笔者赞同这种观点，这与本文提出的“书法艺术的自省与自新”观点相辅相成。让自新变为新常态，就是通过回顾与反思中国书法在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已有成绩和不足，进而展望中国书法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应呈现出的与以往不同的新态势，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伟大作品，矗立无愧于前人的新的书法丰碑。这也是今天真正献身书法事业的人们共同向往的一个理想之境，当大多数人都能做到之时，或者才是书法艺术真正的回归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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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圣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又每日三省本身，自省的重要性如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上的讲话》用典“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要求党员干部不断地认清“自我”、修正“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使自己的言行举止顺应时代发展、合乎社会期待、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艺术是人类所创造的秀美灿烂的精神之花，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书法做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样式，她的独特魅力源自中国古代至今一代又一代书法巨匠的辛勤实践、开拓、累积、扬弃和升华。在当下和今后，如何永葆书法艺术青春的延续繁生和强大生命力？笔者认为，对书法秉持自省与自新的内视主动，是一个书法家走向明智理性、宽博情怀和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当代艺术家应有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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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文化修养。这个对书法而言，可以称为“书”外功夫。古人讲“读万卷书”，但在当下许多人做不到，能够安静坐下来读书与思考的人少了。从书法的本体而言，一个书法大家不仅要对中国诗词、古典文学、哲学、历史等广泛涉猎，而且对书史、政治、经济也要有所研究。境界是书法的灵魂，技法只是形式而已；形式只有通过丰富的内蕴才能达到一定的境界，使人得到艺术享受，这也符合辩证法。一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书家，是不可能创作出流传千古的精品佳作的。如果留意一下历代书法家的知识结构就可以发现，大师们的文学修养和文化积淀在其整体知识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像王羲之、虞世南、赵孟頫、郑板桥以及当代的启功、欧阳中石等许多名家，他们可谓既是书法艺术的大师，也是极富文学、文化修养的学者、巨匠。丁文隽在《书法精论变化》中说：“故善书者，贵在勤练习以熟书法之则，广临摹以习各体之势，博学问以究天地古今之理，广游观以穷动植流峙之奇，然后能通灵感悟，变化从心，新理异志，自然生提腕底矣”。“宋四家”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一直重视将诗词文章作为根本修为而孜孜以求，在此基础上方来以书法追寻心灵的舒展与情感的释放。因此，没有扎实、深厚的学养，字里行间要呈现厚实文雅的“书卷气”几无可能。
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这一重大命题，之后立刻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新常态”不仅涉及经济领域，更涉及哲学领域，并展现出新的思维向度。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经历了重大、剧烈的变动之后，往往出现不同以往的新情况、新特征、新态势，并且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新常态”源自于事物已有的形态，但不是简单地否定过去，而是对事物已有形态的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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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需要自新，这是创新和个性化艺术不可或缺的内在需求和根本品质。艺术应有个性，但个性并不等于就是艺术。真正的个性，应该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审美元素的基础上，去凸显个体风格。艺术风格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随便就能具有的，它需要持续、大胆地自我否定；创新不是无源之水，必须广泛汲取中华传统书法艺术的精髓，经过艰苦的、反复的书法实践，深入思考，不断蜕变，方可逐渐形成。也就是说，风格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日积月累的自然流露，欲速则不达。从中国历代有重要影响的书法家成功经验来看，他们无疑都对传统书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身体力行。如东汉书法家张芝，取法史游的草隶，创立行云流水的今草；欧阳询最初研修王羲之，而后博取众长，独辟蹊径，创立了“欧体”等，都是极好的例证。李可染曾说过：“用最大的功夫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就是说，进入书法不易，而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更难。书法艺术要自新，就应有艺术破立上的自觉，扎根传统，靠的是底子厚、修养深、境界高，厚积薄发，守正创新。否则，就会沦为粗浅与浮躁，不仅背离传统，而且也难于创新，事与愿违。当然，自新也需具有包容的胸怀和宽阔的视野，一些西方艺术理念可以合理借鉴与吸收，但这不代表随意、生硬的拿来主义，囫囵吞枣，不知其味，须知艺术“合金”的淬炼不是简单的“大杂烩”。一言以蔽之，只有深入到传统书法的基础之上，合理地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一定形式，做到传统内涵与西方现代的有机统一，书法艺术自新才会走上正确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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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乃反省、检查，是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检点、自我完善的自觉行为；“省”是清醒、明白，是一种理想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的境界。
人贵坦诚，书贵自新。作为一个书法家，在自己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必须不断修正错误，果断打正前进方向。在当今经济、社会和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背境下，书法艺术本身变化很快，一些新的思想理念、艺术风尚、创作技法、笔墨材质等不断涌现，不受任何影响是妄言，不自新即沉沦，变则通、变则久。书法艺术历经几千年的历史演进，成为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内容和载体，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进入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加快，书法艺术到今天面临着新的发展窘境。我们可以共同感知，即一方面当代书家不乏钟情和取法经典法帖的热忱、干劲，但在有效接续古人艺术之精粹方面仍然差距较大；另一方面，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受现代西方艺术的强烈冲击渗透，出现与传统断 裂之症候也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书法艺术的自新偏离了传统文化根基。普遍而言，当代许多书家缺少对传统书法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在书法艺术自我革新的过程中，有些人急功近利，“标新立异”、“独辟蹊径”，背离了书法艺术的本真和规律，为创新而创新，有着非理性的冲动、自大与盲目。基本功对一个书法家来说十分重要，如果这方面不过关、不够扎实，就不应该急于自我革新。我们已经看到，有的青年书家由于对传统书法艺术缺乏全面了解，基本功和文化素养不够牢固深厚，但却走入一味求新求变的误区，造成作品品味低下，甚至丑陋怪诞。还有的本来基础不错，但因急于追求风格上快速形成“自己特色”的突破，其作品水平反倒越来越不如从前，正是邯郸学步，适得其反。这种实践是对艺术创新的曲解，贻害无穷。
二是人格修养。“成其大、成其狂，唯人格之大也。”古人讲“书品即人品”，不无道理。要成为在艺术上有建树并创作出崇高艺术作品的一代书家之先决条件，必须首先是一个视国家发展、人类文明之大业大于个人之得失，具有忧患意识和开拓进取意识的人。观《争座位帖》，落笔神行，昂然气势贯穿始终，显示出颜真卿的浩然之气和耿直敦厚的秉性，“英风烈气，见于笔端”，“忠义大节明并日月。理正词严，凛然不可犯”。王羲之、颜鲁公、苏东坡都是忠臣，其作品充满浩然正气，展露雅逸之姿，岂有轻浮之态、猥琐之感。所以，人格修养对书法艺术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明代《陵川集论书》中赞曰：“书以人格为本，其书法即心法也”。书如其人，充分说明一个书法家要想创作出撼动心灵的伟大艺术品，首先必须有崇高人格作为基点和支撑。
自省，就是省察自己，观照、检视本身，是一种自觉行为。一个人成熟的标志，重要的在于拥有深刻的“自省”能力。荀子《劝学》曰：“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人无完人，谁也不是贤圣神仙，但是否敢于实事求是地对自己反思、总结，甚至对照进行自我检讨、剖析，则需要极大的智慧、勇气和魄力，这一点并非人人可以做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书法取得了长足发展，创作主体大众化、审美取向现代化和书法艺术市场化使书法逐渐从精英圈层外延普通民众，这是十分可喜的境况，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把书法创作变成纯粹的技巧展示，片面追求个性化书法而不遵循审美要求，创作手法盲目、随意、雷同、拙劣，违背了书法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产生了一些“丑态”、“怪胎”，受到大众的质疑和唾弃。当代书法要避免这种状态，就应坚持“守正创新”的观点，进行认真、深刻的自省反思。对自己的书法艺术敢于批判，勇于否定，摒弃盲目自信的阿Q精神，去掉书法界的浮躁、喧嚣与粗俗，回归理性，甘于沉寂，静下心来多读碑帖、多进行书法实践，不断增强文化修养、人格修养和哲学修养，这是当务之急，也是时代要求。
二是片面追求西方艺术理念的现代化。近些年来，书法界某些人过分强调和片面追求西方艺术理念，出现忽视传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现象，如特别偏好空间分割和视觉冲击力之现代书法中所谓的“行为书法”，并且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应该说，“行为书法”可以尝试，这是书法创作的自由，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但在过分重视这种行为的氛围下泥沙俱下，异类频现，如某些人有手不用，而嗜好用嘴、肩、脚、胳膊窝、头（发）等写字，让人难以理解，令人厌恶，这是对中华文化和中国文明的亵渎。就世界文化而言，中国书法作为一门独特高雅的艺术，不应理解为只是单纯技巧的学习与创新，更重要的是要注重人的内在修养和精神层面的焠练、重塑与升华。有人提出“守正创新”的观点，即“守正”作为“创新”的前提，强调中国书法不能守“歪”创新、守“怪”创新、守“西”创新、守“商”创新，言之有理。
三是哲学修养。哲学的情愫和修养是书法家不可或缺的品质。书法是国粹，是中国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在它漫长的历史演进和传承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始终是其传统文化中的哲学特质。表面上，书法只是一些单色的“墨点”和“墨线”组合，令人称奇的是为何这种独居东方特色的艺术具有这么强大的表现力、穿透力和感染力，从根本上讲源自其丰富的中国哲学魅力。考察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不难看到，佛、道、释哲学思想对其渗透、浸淫、左右是巨大的，历史行进到汉朝当书法成为自觉艺术这个节点时，它便成为书法艺术的灵魂而辐射深远。举例说，我们从事书法创作实践时，常讲到“不激不历”的中和思想，实际就是中庸，这已涉及到儒家哲学文化，是它的核心。姜夔《续书谱》曰：“用笔不欲太肥，肥则形浊；又不欲太瘦，瘦则形枯；不欲多露锋芒，露则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则体不精神；不欲上大下小，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后少。”更直接说到了用笔，十分具体。而蔡邕在《九势》中指出：“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其体现的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法则，正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个法则自古至今一直成为中国书法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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