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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帕里在书本末尾所指出的的那样，现在“没什么可做的了”。 如果还有的话，那就是记录一下逝者的故事，包括他们在世时和去世后的介绍。他们的故事将照亮我们自己短暂的一生，赋予我们的人生某种意义。“这些故事本身就是我们人生的指路明灯”。
事实上，有一位目击者颇为内疚地回忆说，他注意到，起火的房屋连成一排漂浮在水面上，那景象非常美丽，就像日本夏季庆典中放的水灯一样。就像在《以黑暗为食的人》（２０１０年出版，讲述一位年轻女性被性爱狂魔谋杀的故事）一书中一样，身为记者且长期居住在东京的帕里总能从苦难的深井中挖掘出一些有意义、甚至是美好的东西来。
对于日本经历的另一场灾难——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发生的导致近１.６万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的海啸——理查德·劳埃德·帕里花了６年时间才完成了类似的记述。读者等待了这么久是值得的。帕里用平静的小说式笔触，讲述了一个个被埋葬在海洋深处、散发出恶臭的烂泥中的生命的故事。在将着墨点对准了逝者的同时，他还记录了那些每天被负罪感折磨、如行尸走肉一般活着的幸存者，他们每天都在思考，当时他们原本能够或应该做些什么来拯救自己的女儿、姐妹或者丈夫。
英国金融时报网７日发表该报前驻日本东京分社社长戴维·皮林撰写的题为《海啸过后：一场日本天灾的纪实报道》的文章。文章说，２０１１年日本海啸夺走上万人的生命。《海啸魅影：日本灾区的死与生》作者帕里记录了逝者和生者的故事。
全书的遣词非常大胆。泥浆“像涂料一样粘在人们的身上”，悲剧发生的那个晚上“是一个没电、没电视、没电话的世界，被突然连根拔起、揉成一团，塞到时间的口袋里”。帕里还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挖掘机的“利爪”在瓦砾中不停地搜寻。海啸就像一头长着“棕色鼻子的饥饿的猛兽，向地球猛扑过来。飞沙走石组成了它的头，一辆辆汽车就是它身后摇摆的尾巴”。外部和内部世界融合在一起。“当幸存者从狭窄、但气氛乐观的公共避难所转移到用集装箱改造成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私密性较好的居所时，悲伤和失落感如同第二波海啸般袭来。”
同样，帕里也试图放弃记者身份的掩护，切身去体会人们的痛苦。他所追求的是“想象的礼物”——“即一种自相矛盾的能力：一方面能够去感受灾难所带来的切肤之痛，感受它的残忍和它带来的恐惧，另一方面能够理解这场灾难，从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冷静、穿透表象的观察”。
书中很多描写让人有种时间暂停的感觉。有一节描写了大川小学在海啸来袭前５１分钟里发生的一切： 学校负责人瞬间作出的决定——作者对此作了详细而痛苦的描述——夺走７４名学生的生命。日本人墨守成规和顺从权威的传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在海平面从低位上升的这段时间里，一名老师从本来可以救人的英雄转变成反面人物。尽管愤怒的家长蔑视校方的行为有违日本的传统礼数——家长应该忍辱负重，但帕里对他们持赞赏态度。
“即使是死难者的亲人，其悲伤程度也各有不同，”帕里写道，“他们的悲痛就如同一条黑色光谱一样，局外人难以分辨其细微的差异。”一位妇女失去了女儿，但她的另外两个孩子、她的丈夫、她的家还在。另一位妇女失去了所有家人，但她的房子保住了。还有一位妇女失去了所有家人、房子和一切，但至少，令她欣慰的是，她在泥浆里找到了孩子们的遗骸。从另一位哪怕那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安慰都没能得到的母亲的角度看，她是幸运的。“的确，灾难可以让人们‘凝聚在一起’…… 但是灾难给不同的人造成的后果永远是不均衡的，”帕里写道，“我们无视了一些同样普遍的情况：友谊和信任遭到破坏；邻居反目；跟自己的朋友和亲戚成了敌人。”
帕里自己说，他采用这种叙事方式的目的是，让读者摆脱情感上无法产生共鸣的状态，让他们去想象——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所发生的一切是多么的恐怖（我们只能用难以想象这样的比喻来描述）。不过，在他这种不同寻常的处理方式中，还存在一种方向相反，但却同样强大的反力，那就是从一个安全距离来探讨悲剧带来的伤痛。
广岛核爆炸刚刚过去１年的时候，约翰·赫西就发表了一篇３万字的文章。《纽约客》用了整整一期来刊载这篇令人动容的报道。这篇文章的力量不仅在于，其顶住了来自美国审查机构的压力，以极具画面感和让人撕心裂列肺的细节描述，全方位记录了这场悲剧。更为特别的是，其通过讲述几个人的故事，将一个过于庞大、作为一个整体难以理解的惨烈事件拆开、打散，帮助人们一点点了解它。
这本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都在讲令人毛骨悚然的来世——在日本，生者与逝者之间更为密切。母亲们借助灵媒与其亡故的孩子交谈。一位妇女被一个又一个海啸受害者的冤魂附体。可怜的祭司刚刚驱走一个冤魂，另一个海里的冤魂马上又附上来。一名出租车司机拉了一位男乘客，要求把他送到一个已不存在的地址。行车途中，他从后视镜里发现，乘客已经消失，“他继续向前开，停在被夷为平地的房屋地基前，礼貌地打开车门，让这位无形的乘客在曾经的家门口下车”——司机的反应可以说极具日本特色。
总的来说，这本书的过人之处在于它的故事、它的观察和它的语言。帕里认识了许多幸存者，包括一些遇难者的母亲。两位女性在寻找孩子的遗骸过程中建立了友谊，她们在几乎看不到成功希望的情况下仍没有放弃搜寻。一位母亲为此学会了开挖掘机。当她的同伴最终放弃搜寻时，她们的友谊不可挽回地破裂了，让她俩走到一起的这场悲剧最后又让她俩分道扬镳了。
佛教僧人Taio Kaneta讲述了他访问一片灾后废墟的时情景，他看到幸存者不顾一切地手刨瓦砾碎片寻找亲人。事实证明，他的佛事无法帮助他理解他们的痛苦。“宗教语言是我们为保护自己而打造的盔甲，”他说，“继续前行的唯一方法是卸下它。”
这样做的一个方法是让一切慢下来，通过捋清一桩桩湿淋淋的、纠缠在一起，就像溺水的奥菲利娅（《王子复仇记》中哈姆莱特的女友——译者注）在水中漂浮的头发一样的细节，来审视２０１１年３月发生的这场灾难。帕里没有过多着墨汹涌的海水、泥浆、被击碎的骨头和破碎的器官，而是竭力探究人类生命的平凡，人类的强韧和不堪一击之下更具深层意义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存在的话。
人们通常认为日本是一个后宗教社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祖先敬奉是日本隐秘精神世界一个真实存在，却被忽视的部分。帕里写道，那些失去子女的人 “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认为自己被儿女抛弃了，从此孤苦无依。这种感觉是祖灵信仰独有的”。除了今生失去孩子的痛苦，他们还想到了来世——“想到自己身故后无人缅怀和祭奠，没有后嗣来祭拜自己以及自己的祖先，感到精神上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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