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走入曲江司法所矫正室内，近10名社区矫正人员整齐端坐，逐一汇报交流思想动态。在场唯一的女性刘洋洋格外拘谨，她一直深深地低着头、摆弄着手指，用沉默将自己与其他人隔离开来。这样一位长相清秀的年轻女大学生，让人很难将她和犯罪联系在一起。
“遇上这事后，不少亲戚朋友都瞧不起我，有时我跟别人打招呼，人家都懒得理我，当时我各种极端的念头都动过……”刘洋洋红着眼眶说，因为对企业的盲目信任、对法律的无知，让自己成了违法企业的帮凶，而社区矫正人员这个扎眼的标签，让原本乐观的她变得沉默寡言。曲江司法所接到刘洋洋的材料后，矫正工作者第一时间上门进行了家访，看着刘洋洋闷闷不乐、无心生活，工作者对她进行了心理诊断；再结合犯罪原因、犯罪类型和自身特点，为刘洋洋量身定制个性化矫正方案。
在我们身边，有着一个特殊的群体——社区矫正人员。他们是服刑人员，却不被关在高墙壁垒、戒备森严的监狱；他们像普通人一样上学、工作和生活，却时时刻刻被一堵无形的高墙所约束。简单来说，社区矫正是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这四类犯罪行为较轻的对象，置于社区内实施的非监禁性矫正刑罚。近日，记者通过和社区矫正人员、司法工作者的直接接触，发现不少社矫人员在司法所的监管和引导下相对自由地接受改造，在高墙外找回了尊严、学会了感恩，重新融入了社会。
刘闻解释道，追根溯源“社区矫正”一词是翻译外国文献形成的概念，是刑罚轻刑化、人道化、司法文明化的重要标志。但部分社区及社区干部出于对社区矫正工作的不理解、对社区矫正对象的不接纳、对社区矫正罪名的畏惧，以公共安全为首要考虑因素，不愿接纳社区矫正人员回归社区，致使社区的基础性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出现“社区服务项目策划难、社区服务场所联系难、社区服务工具准备难”的现象。
经过充分调研，老袁开办了一家酒店。由于经营有道，待人真诚，为酒店赢得了不少“回头客”，今年老袁的第二家酒店也正式开业，打造品牌连锁酒店是他奋斗的目标。“是国家宽容的政策给了我自由，让我能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我会时刻保持对宪法法律的敬畏之心，在经营过程中绝不触碰法律底线。”老袁表示，今后也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解除矫正的人员再就业。
在一次次公益劳动和培训课程后，老袁的心态发生了改变。“法律法规、就业指导、家庭教育等培训内容丰富，组织我们到养老院做公益劳动，进入监狱体验高墙生活，每月都能收获知识和经验。”老袁说，司法所开设课程前会进行摸底，根据人员需求设置内容；定期家访谈心，帮助解决个人就业、生活困难等。帮教人员严管厚爱，深深触动了老袁，也让他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在社区服刑会不会对普通居民造成危害？社区会公开矫正人员的信息吗？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管是否有力？走访中，市民的疑虑反映出社会对社区矫正对象还存在一定的误解。不少市民直言，社会给犯错的人一个有人情味儿的法律约束和宽容的纠错环境是有必要的；但当提及是否愿意让矫正人员到所住小区开展公益劳动时，仍有个别市民觉得没有安全感。
“社区矫正是人生中宝贵的一课，现在我选择职业时会考虑周全，企业的资质、业务、经营情况等都会调查清楚，我最近在准备考人力资源管理师2级证。”通过近两年的个性化社区矫正，如今刘洋洋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重新找到了一份工作。采访最后，刘洋洋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坚定地说：“法律是公正的，也是平等的，错误的意义不是停止，而是重新开始。”
对老袁的帮教只是司法所管理众多社区矫正人员的一个缩影，我国社区矫正从2003年开始试点，2009年在全国全面试行。16年来，西安市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17340人，累计解除矫正14082人，目前在册社区矫正对象3258人。社区矫正的人均执行成本只有监狱的十分之一，社区矫正人员在矫正期间再犯罪率只有0.16%。可见，社区矫正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老袁的救赎，也是从社区矫正开始的。在法院宣判结果前，他因非法控制计算机罪，蹲过一阵看守所。“如果我蹲在牢里，哪能有机会创业当老板。”体验过高墙内的生活，老袁坦言能在社区服刑是一件幸运的事，定期到司法所汇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参加法律培训、社区服务，其他方面与常人无异，不用离家，也可以正常工作。
“在矫正工作开展中，让矫正对象拥有职业技能和谋生手段显得尤为重要。”杨蕊建议，首先，要利用好每月的8小时学习和社区服务时间，针对不同层次的人群，开展不同类型的技能培训课程，可让拥有过硬技能的矫正人员帮带无技术人员，并适当延长培训周期，让矫正人员学到真正本领；其次，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结合公益性活动广泛宣传社区矫正工作，让市民群众充分了解社区矫正的目的、意义，从而为实施矫正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最后，推进社区矫正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并定期对矫正工作者进行专业培训，以保证社区矫正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我不是一个违法乱纪的人，毕业后我在一家金融公司就职，没想到这份薪水微薄的工作却成了我人生噩梦的开始。”2017年，作为初入职场的新人，刘洋洋看到该公司有正规的营业执照，便全力以赴完成工作任务，在职的两个月中，有一位客户在她的推荐下给公司的项目投资了50万元。彼时，刘洋洋并不知道自己推销的是违法金融产品。投资失利后，被欺骗的客户将刘洋洋告上了法庭，经法院审判以非法吸收公众财产罪对刘洋洋判了刑，并罚款3万元。
“每个社区服刑人员都有自身的特点，帮教方式也各不相同。”曲江司法所矫正工作者张展新说，为了帮助刘洋洋打开“心结”，在矫正过程中，通过交友式谈心，加强对其进行心理干预和疏导；在公益劳动中，创造机会让刘洋洋多与他人交流，令其变得活泼起来；及时制定阶段目标，促进目标行为完成，使其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2018年，老袁就职于一家网络广告公司，负责编写程序在网民的电脑上弹广告，没想到却因此惹上了官司。判刑后，老袁丢了工作，在家度过了最难熬的一段时光。“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社区矫正，我已经是犯人了，人生有了污点，矫正了又能怎么样？”谈起初期进行社区矫正，老袁心中顾虑重重，他不认可帮教工作，认为矫正就是去司法所签到、看法制教育片等走流程、混过场。
“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等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一旦纳入社区矫正，我们会给他们带上‘紧箍咒’，矫正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不越界、劳动改造等规定，不听从管教的人会被收监。”曲江司法所所长刘闻表示，社区矫正人员虽然犯过罪，但很多都是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如果社会能给他们多一些温暖和帮助，他们也完全能成为遵纪守法、奋发有为的好公民。
西安市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教师杨蕊认为，社区矫正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让解矫人员重新回归社会，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包括社会对矫正对象的包容、理解与接纳，及政府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团结协作，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等，凝聚力量共同帮扶、引导、监督社区矫正人员才能“无缝”融入社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