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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物质世界的各种性质和它们的精神内涵是“立象”的基础，主体的情性和创作激情是创作意象的主导，手、指、臂、腕的动力定型是化意为象的生理行为力。没有主体的意、客观的象(现实表象、包括文字表象)、手中之力，则无以化为得意之象。意，对表象的取舍(感受、提炼、分析、综合化为文字形象)起决定性的作用，对动力定型的发挥起支配作用。所以黄庭坚说：“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传统的字体已是客观存在，对任何人一视同仁，能否将它化为自己的书法意象，产生意象之美，在于主体有无“意的积蕴”和有无表达意兴的坚实的动力定型。
动力定型与创作激情的矛盾大凡学书者都用工夫获得书写的生理行为力即书写的动力定型，这种动力定型坚实与否，决定书泻工力的高下，但坚定的动力定型只可以保证一个人成为有书写技能的人，却不能保证他能进行具有书意的创作。只有创作激情被触发，动力定型才获得产生艺术形象的效应。王羲之的动力定型确保他的书法在一般状态下都达到基本的水平，却不能保证他每一件作品都能达到《兰亭》的艺术高峰。颜鲁公的登峰造极之作，也只是《祭侄稿》等几件，而不是他的所有书作。
对传统的法书的临习，可积累我们的实践经验，有利于培养一定的心理定势和训练书写所必需的动力定型，而且有利于培养必要的审美力。但是学习古人，不应该只机械地临习，而应多思考，既仿其形，又琢磨其意。否则难以体会其创造之本源。我们不仅需要从前人作书方法上汲取，而且需要从他们的创造思想、创作契机上创造性地吸收。每一代的书家的创造，都有每一代的创作源泉，如果把“流”当作“源”，必失去创造活力。毫无生气的馆阁体就是只重“流”的规范无视“源”的寻求的产物。时至今日，仍有以流代源的现象，只从碑帖中乞讨生活，不注重从自然万象中汲取利于创造的养料。
创作意兴亢奋的人，没有相当的动力定型，不可能出现书法艺术；不在基本功上做扎实工夫，指望凭一时激情，挥舞笔墨，就出佳品，也是幼稚的空想。但是动力定型的掌握，也只是书写行为的生理基础。仅有动力定型的书法，不过是仅具形貌而无内涵的文牍之作。动力定型与创作激情二者往往难以有最佳的配合。最伟大的书家也只在有数的情况下产生有数的力作。他的勤奋可以产生数量惊人之作，却决不可以使每件作品都是最成功的艺术品。古人有将作品分为神、妙、能诸品者，把某些书家划作专出“能品”者，确有可能；
继承是为了创变，不知和不肯创变，或创变只知在传统范围内调节，而不向现实“寻源”，从宏观看，不可能有自立门户又充满生气的书法面目。因为前人的创造再丰富，比之现实万象终是相形见绌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带来了人们审美心理的变化，人们希望书法有与新的审美心理相适应的形式、风格和精神面貌，而这种新面貌，已不可能仅仅是前人书艺的汲取与糅合，而是以艺术新意和特有的生活激情对传统书法形象的继承和改造。因为书法形象构成的根本，在于根据现实万殊的形、质、意(意味)、理(构成规律)给文字形象所作的创造。书法抒发主体从现实积蕴的情感意兴而为艺术。离开了现实，文字无以为象，书法无从得意取理。只有从客观现实里寻源，才可能使书法创作者的心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
有人举晚清书道中兴为例，认为他们由于发现了碑书，书家融合碑帖，便出现了新貌。却没有深究：此前并非完全不见碑书，为何不能借以创出新貌？深究其根源，晚清书坛求变，实在是当时数学思想、书法美学观念变了。没有新兴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兴起，没有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带来的人的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没有艺术创造、求变意识的加强，人们不会对馆阁体产生那样强烈的逆反心理，纵然碑书摆在眼前，在“书以士气为上”的封建土大夫的审美心目中，它们也不是什么刺激艺术灵感萌发的灵丹妙药。康有为那样热情地赞扬北碑，正是他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书法观上的反映，碑书的大量出土，不过是他们强化创变的意识、启示创新之路在书法形式上找到的契机。
把某家定为“神品”、“妙品”的转山者，则根本不符事实，理论上也说不通。有书家说：“我写字从来不出废品。”这种夸耀，实足以说明他从来没有出过精品，因为任何人也不可能保持长久不变的创作精神亢奋状态。特有的创作激情可使书力得到超常的发挥；反之，缺少书写兴致的强为，很可能使动力定型也遭破坏。继“流”与寻“源”(或称继承与创变)的矛盾为了汲取前人的艺术经验，获得书学修养和取得书艺创作的基本能力，人们广泛地临碑临帖，研究古代书学论着，这都是.“继流”。多读、多看、多临，无疑比凭个人的才识去摸索要少走许多弯路。但是对于书艺创作来说；“继流”不能代替“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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