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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数种墓表，被介绍得最多的要数时代更早的《汉沧州朱书砖》,书风属含有浓重章草意味的行书，笔画间凸现的顿挫我们可以看作是唐代颜(真卿)楷的前奏。相对于简牍、遗书等丰富的古代墨迹遗存，今人得见的汉晋时期的古人手书题记并不太多。陶瓶题记，是几种存世不多的手书题记形式之一现今发现的陶瓶手书题记主要有如下几种：《东汉黄神北斗朱书陶瓶》、《东汉陈刻敬瓶》、《东汉永寿二年瓶》以及《东晋新店台五谷瓶》等，其中的许多用笔、结体与我们已经发现的残纸、帛书墨迹相一致，从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中国书法书体演进的一种必然规律。在这中间，笔者最感兴趣是60年代于敦煌出土的《东晋新店台五谷瓶》，墨迹书于东晋穆帝升平十三年，即晋哀帝太和四年(公元369年),而此时也正是王羲之生活的年代(公元231一397年)。
书丹，是指在石头或其他材质上镌刻文字前由朱笔所起的稿。由于其随文字的刻成而消亡，故而存世的东西极其有限，除非是有人起稿后因故而遗漏，完成工序。现今书法界通常能看到的古代书丹类“作品”是一批出土于新疆的墓表。它是由日本大谷考察队于1908 年在吐鲁番的高昌古城遗址初次发现的。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进入新疆，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一次发掘就出土墓砖120多方，其中相当一部分留有字迹。其后我国考古部门又对高昌古城进行十余次发掘，至今掘得200多方。
有字墓砖朱书占大部分，有少量为墨书和刻铭高昌有字墓砖的书刻年代从北朝至唐中叶，跨度近200年。它的出土，为我们了解北朝至今唐中叶中国书法的基本样式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原始材料，特别是对于弄清南北朝碑刻文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极富说明力的证据。最重要的是毛笔写在砖上的遗迹，有方挺直率型，有圆融秀美型，也有方圆相兼型，此种情况有力地证明了南北朝时期书法风格的丰富多样性和复杂性。《任谦墓表》、《徐宁周妻张氏墓表》、《赵宗荣妻韩氏墓表》三块墓表分别书于北魏延和十一年(公元450年)、北魏延昌四年(公元515年)和西魏恭帝拓跋廓元年(554年) ，前后相距104年。
坐落在甘肃永靖县城南石积山下的炳灵寺，始建于十六国西秦时期(公元385年一431年),全部窟龛凿成于西秦到唐以前。其论石窟的规模不甚起眼，但于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却非同凡响，因为当年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多经此地，因此窟中往往留有求法僧的遗迹，并且在第169 窟中，至今还保存有晋代高僧法显西赴印度时在这里留下的墨书真迹，其题记年代为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这是国内石窟题记中最早的纪年。西秦建弘元年正是东晋灭亡的一年，中国历史正式进入南北朝时期。
其书风呈现三类不同的样式：《任谦墓表》基调为圆笔，但其中一些笔画起笔、收笔及转折处被处理得棱角分明，故属于方圆相兼型；《徐宁周妻张氏墓表》中那种圆的意昧就较为少见了，其用笔硬朗处处见方、锋芒毕露，属典型的魏楷风格；《赵宗荣妻韩氏墓表》恰好与之相反，其间几乎没有方圆，用笔含蓄，藏头隐尾，气息冲和，属典型的南派行书风格。三种书风的相距并不很长的时段间存在，充分证明书法的多样性，同时也让我们看清了魏碑风格的由来及对笔墨线条的变异。《翟口宁昏母康波密提》是一则唐代作品，其笔势放纵、结体开张，字形大小错落俯仰开阖，很具个性色彩，颇有后来的宋轼、黄庭坚行书气象。同时它那自左至右的书写方式也使我们感到新奇。
从题记风格看，完全是一派真真切切的魏碑，且极成熟、极工整，笔画间充满着阳刚之气，与北魏《始平公造像》，此亦证明了魏碑的产生并非完全是由于刻工的作用。在一些精美的北碑中，刻工们的作用仅仅是将一些方笔作进一步强化，使之更见棱角而已。
所以透过它，我们可以窥探至这位创作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书圣”的一些秘密，以及与那些风流潇洒的东晋名士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民间艺人的书法水准。与多数人的料想一样，这件已经蜕尽隶书痕迹的陶瓶墨书题记给予我们的答案是：王羲之《兰亭序》般的行书在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年一356年)出现是绝对有根据的。壁画题记是古代书法中一种重要手书墨迹形式。在我国的许多着名石窟、古墓如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嘉峪关魏晋墓中都有壁画发现，但由于文物部分并不将它单独列出，只是略作说明，故许多珍贵资料无法获得，因此我们也无法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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