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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时代的书法研究必然也包含了对书法的欣赏，如果没有欣赏就用不着去如此吃苦研究了，因而欣赏是后汉草书兴起的原动力。曹操的“钉壁玩之”也是一种欣赏，但是这些欣赏都局限于个体人中间，不足以成为一个阶层的风气，到了王羲之时代，无论蒙童还是老叟，都对书法有着稠密兴趣，都投入到书法欣赏中去。南朝宋离东晋不远，虞和《论书表》载曰：
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一老妪捉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一枚几钱，云值二十许。左军取笔书扇，扇为五字，妪大怅惋云：“举家旦夕惟仰一此，何乃书坏？”王曰：“但言王左军书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竟竞去，妪复以十数扇来请书，王笑不答。
西晋墓志刻石的线条较为板畅，而竹木简取文书的线条又不敷规范，两者都缺乏一种线条的度（当然在后人看来，这大概更有一种取法的价值），王羲之以其“士”的格调取天资聪颖，进退两难，这是他的成功地点。而这种成功，为以后唐宋书法的再一次腾飞在技巧上提供了一个十分结实的根本。
在市上买老妪的六角竹扇何为？我想花五倍的代价买扇子，总不会是去扇炊炉，当然是买扇上的书法做品去欣赏。这扇能一抢而空，也说明当时欣赏的风气很遍及，这种风气比起曹操的“钉壁玩之”来，更令人打动，由于它表白当时书法欣赏成了一种自动性要求，足以说明当时书法欣赏观念的构成这一现实。另一则故事是讲王献之的。同上引：
有一好事年少，故做精白纱械，着诣子敬。子敬便取书之，正草诸体皆备，两袖及褾略同。年少觉王摆布有凌夺之色，制械而走，摆布果逐之，及门外，斗争割裂，少年才得一袖耳。
行书相对于隶书，无论是线条的质量还是空间的构筑，都有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相对更接近于契合主体的立场：以节律之美带出物质的线条之美。这一点，王羲之能够说是做得最优良的。取西晋墓志石刻比拟，王羲之的线形变化无穷是众目睽睽，而取竹木简、楼兰文书等比拟，他的书卷气取舒卷自若的风度又是迥出其上。
为了得名家之书而不吝“斗争割裂”，凌夺强抢，而少年只得一袖也能形成完整的书法欣赏过程，足见书法欣赏风气之盛。书法欣赏的确在当时已经达到很是普及的程度，以士族学问分子阶层为依托，举国上下只需有文化的人都对书法感兴趣，欣赏成风。有了这样的社会和人文环境，书法走向盲目天然具有了极大的便当。过去是书法依靠于文字，书法史依靠于文字史。文字发展是一个基本的划定，书法史只要卑奉这种划定。而划定必然是社会的，而不是书家个人主体的。此刻拿一把六角扇，拿一只袖子，这已经跟文字没相关系了，已经是纯粹的艺术欣赏，并且还达到如此的极致。这种欣赏的大雅取以前的实用式文字书写比拟，当然有了一个质的改变。从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发觉了一种观念的更迭：对书法的立场、看法都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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