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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开始前我得到信息，观众不能入场，很多意愿者的工做被姑且打消。早在2018年10月，我们就报名申请当意愿者。颠末长达3年的预备和培训，却在开赛前被俄然闭幕，很多意愿者不由得落泪。我们小组虽然没有闭幕，但任务从场馆外的维持次序变为在场内为活动员办事。一般情况下，和活动员、赛场近距离接触是意愿者们最等候的工做，但疫情之下，场内办事的防疫压力很是大，防疫办法一再加码。
2008年，还没有互联网社交平台和社区来记录意愿者的体验，我在给伴侣的书信及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经历。此次，我在小红书上对刻骨铭心的奥运经历做了记录，很多人和我互动，为我们的工做点赞。还有很多人不竭催更，我们这些意愿者也被大师叫做“小红书奥运报道团”。
从2008年到此刻，我两次为奥运办事。世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的糊口也完全不一样了，但奥运的魅力仍然吸引着大师，鼓励着大师。
我是日本华侨赵慧卿，大学毕业后在东京一家医药公司做研发工做。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在青岛老家做水上项目的意愿者，对奥运会有着深厚的情结。所以，当东京举办奥运会时，我二话不说又申请了当意愿者。
如果遇到活动员没戴口罩，不管多大的腕儿，我们城市庄重提示。我接触的活动员来自世界各地，但他们都很好沟通，会为忘记戴口罩表示歉意。至今还没有遇到态度强硬、不恪守防疫法则的活动员。
“上岗”之前，全体意愿者统一接种了疫苗。活动员和裁判出场馆前，我们要对他们测体温和双手消毒。休息室内的桌子上都加装了防护挡板。
获奖活动员留影时，本来也得戴口罩。后来组委会姑且调整，拍照环节能够摘下口罩，但要严格保持安全距离。我们在场内看到获奖活动员隔得远远的举着金牌，彼此浅笑致意，也会奉上掌声和浅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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