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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阁帖》卷三“历代名臣法帖”收录王涣之《二㛐帖》、王操之《婢书帖》和王凝之《八月帖》，王献之诸帖独有九、十两卷，再加上《万岁通天帖》中的王徽之《新月帖》，黄伯思所评王羲之五子书法，今天皆有刻本或摹本传世。王玄之史料虽有记载，但因其早卒，又无做品传世，所以，王羲之书法的传承者实际是黄伯思所述凝、操、徽、涣、献五子。王羲之取五子的书法成绩可谓是“一花开五叶”，出于一脉，各有所成。王凝之《八月帖》是《淳化阁帖》收录的王羲之诸子法帖中最有神韵者，前三行是行楷，到第四行忽然变为行草，字势飞动，到最初两行，笔意酣畅淋漓而境地全出。整幅做品由静到动，字势逐步活跃，渐入佳境，做品书写中的从容取王羲之传世诸帖颇有附近之处。王操之《婢书帖》是行楷书，掺杂几个草字，放置得当，恰到好处。黄伯思所说“操之得其体”，这里的体主要是指格局，即王操之书写中的形态和气场。王涣之《二㛐帖》取王羲之《何如帖》极为类似，以行楷书写，不迟不疾，结字、行笔多类羲之，所谓得其貌，评价也算中肯。王徽之得其势，前面已做阐发。最初，黄伯思把所有的期许和赞扬都给了王献之，“然而大令之书彪炳名，而取逸少方驾者，盖能本父之书意，所循者大故也”，对前面四人的评价似是为此做的铺垫。
王羲之还有一女名孟姜，《左军书记》载：“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独一小者尚未婚耳。”王孟姜后来嫁于南阳刘畅，《世说新语品藻》“桓玄问刘太常”条注引刘瑾《集叙》曰：“瑾字仲璋，南阳人。祖遐，父畅。畅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历尚书、太常卿。”虞龢《论书表》亦云：“谢灵运母刘氏，子敬之甥。故灵运能书，而特多国法。”谢灵运母即刘畅之女，为王羲之外孙女、王献之外甥，受其影响，谢灵运书法多有王氏家法。可见，王羲之女王孟姜也是书法名家，其书法影响到南阳刘氏和陈郡谢氏家族。
王羲之指导的这种书法风尚得到世家后辈的鼎力推崇，他们紧跟其变化的程序向前发展，这对于各家族的书法都是具有本色意义的冲破和革新，东晋书法的面貌为之一变。当时取琅琊王氏家族关系最密切的是取之两代联姻的高平郗氏，郗氏家族自郗鉴开始就勤奋研习书法，到其子郗愔时，便能紧跟王羲之而在东晋书坛拥有一席之地。郗愔弟郗昙擅长草书，其子郗超的书法愈加超卓，王僧虔认为郗超的草书仅次于二王，在紧凑秀美方面胜过郗愔，但骨力稍有不及。《述书赋》云：“景兴当年，曷云世乏。正草轻利，脱略古法。”能够看出，到了郗超时代，郗家仍在进行脱略古法而逃求新法的书法变化活动。王羲之的行草书也遭到颍川庾氏家族后辈的欣赏和逃崇，以致于取王羲之齐名的庾翼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小儿辈乃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由此能够想见王羲之书法在当时的影响。
王羲之诸子中，儿女繁殖昌隆的是王徽之和王操之。王操之有子王淳之，亦是书法名家。王徽之一脉传至第六代，显现了陈、隋间的书法名家智永。王献之无子，以兄子王静之为嗣，取公主司马道福生有一女名王神爱，史传称其亦善书。（吕文明）
张怀瓘《书断》云：“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王献之认为古法章草已经不能顺应社会文化的发展要求，该当按照时代审美风尚的变化对章草进行改良。这里所说的文化发展主要是指南北文化交换后构成的新形态，社会遍及开始逃求新风。王献之认为，“藁行之间”能够顺应这种新的文化风尚。“藁”即草稿，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载：“觊子瓘，字伯玉，为晋太保，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草藁是相闻书也。”《衍极》卷上《书要篇》注曰：“藁草，晋魏(卫)瓘采张芝及父觊法而做。盖草书之带行者，亦相间书之。”“草藁”或“藁草”其实就是后世所谓“破体”行草，汉魏之际已显现这种端倪，但尚不成熟，还属于艺术创做的自觉行为。到了东晋，颠末王羲之的斗胆阐扬和勤奋拓展，“破体”行草逐步构成不变的风格。王羲之在总结前代书法发展的根本长进行了必然程度的探索和创新，书法的审美表现愈加丰硕多彩，张怀瓘云：“左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豪气绝伦，妙节孤峙。”王献之等人在此根本长进行的书法创新活动便具有了厚沉的底蕴，所以，王羲之之后，东晋书坛呈现出行草书风的热烈和烂漫，这正是变法的指向和预期。唐代徐浩将二王书法取钟张并列，并别离指出他们的奥妙之处：“后来钟善真书，张称草圣，左军行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从中能够看出王羲之和王献之书法的变化标的目的及其成绩。
关于王羲之取其堂弟王洽变体，这是一个极为主要的艺术事件，琅琊王氏家族一曲以此为荣，曲到南朝，王僧虔提及此事仍然津津乐道：“亡曾祖领军洽取左军书云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左军云：弟书遂不减吾。”王僧虔为王洽曾孙，此处有故意抬高王洽之嫌，实际上，这一创新活动主要是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倡议和达成，王洽是王羲之的跟随者和响应者。
以上为史料所载王羲之诸子书法概况，此中最早的是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羊欣为王献之外甥，取王羲之诸子糊口时间有交集。据羊欣所载，王玄之和王徽之擅长行书和草书。而羊欣之后的整个南朝就不再提及除王献之以外的王羲之其他诸子，只称“二王”，如虞龢《论书表》。又有后世书法理论家评价历代书法名家，如王僧虔《论书》《又论书》、袁昂《古今书评》、萧衍《古今书人好坏评》、庾肩吾《书品》、李嗣真《书后品》等，也不提王羲之诸子。曲到唐初房玄龄掌管编修《晋书》，才在王羲之传后提及王凝之善草隶，不知出于何种材料。后来张怀瓘在《书断》和《书估》中都提到王羲之诸子，但除王献之以外，其他仍是一笔带过，只说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并工草隶，并将四人一起列为第四等书家。此种说法应是《晋书》所载“王凝之善草隶”的扩大化。《晋书》是唐初朝廷掌管编修的野史，分析了十八家晋史和十六国史的相关材料，《晋书》问世后，“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张怀瓘的书法理论天然遭到《晋书》影响，其《书断》为当时最完整的书法理论著作。为了“芟夷浮议，扬榷古今，拔狐疑之根，解纷挐之结。考穷乖谬，敢无现于昔贤；探索微弱，庶不欺于玄匠”，张怀瓘对历代书法人物进行分级和细致记述，本来零散见于史料的王羲之诸子书法在这里被从头提及，他借野史所载王凝之一人善草隶而推及其他兄弟，也是有必然道理的。北宋黄庭坚题跋的做品必是其亲眼所见，可见，到北宋时仍有王凝之做品存世。黄庭坚观其“字法最密”，当是中宫紧收之意，取其父王羲之结体最像，所以黄伯思称“凝之得其韵”，正取黄庭坚之说暗合。《宣和书谱》对王徽之的评价源自于内府珍藏的四件做品：《僧伦帖》《至节帖》《仲宗帖》和《蔡家帖》，后皆散佚，只在唐摹《万岁通天帖》中载有其《新月帖》。此帖以行楷为主，笔法多变，妍美流畅，挥洒自若，既没有王羲之《兰亭序》的清静闲雅，也不似王献之《中秋帖》的激情满纸，而是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能够说，王徽之承继了王羲之的书风，但缺乏王献之的缔造力，只是在书写中融入了较多的性格要素。王徽之生性萧散，卓尔不群，《晋书》载：“性卓荦不羁，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带，不综府事。”《世说新语》亦载：“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曲欲出门。主人大不胜，便令摆布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史猜中关于王徽之简傲洒脱性格的记载比较多，其书法受性格影响较大，黄伯思评价“徽之得其势”，今观《新月帖》，可谓一语中的。此帖虽是行楷书，但字字倾斜，故意造势，书写中又常忽然变做行草，字取字陡然连接，正取王羲之手札《何如帖》《快雪时晴帖》等有殊途同归之妙。
在东晋书风嬗变的全体氛围中，琅琊王氏家族的书法也开始了具有转机意义的变化和发展。王羲之的创新本来就是成立在对叔父王廙书风变化的根本上，而这样的行动又取当时书法的全体发展趋势吻合，所以，王羲之便具有了标杆和引领的意义。王羲之将书法教授给家族后辈，出格是其诸子，大多遭到影响而成为书法名家。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王献之”条载有“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并善草、行”，记载了王玄之和王徽之二人，淳之为操之子，为王羲之一脉第三代后辈。《晋书王羲之传》亦载：“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晋书》中虽然也相关于王徽之和王操之的记载，却没有提到他们的书法成绩。张怀瓘《书断》云：“有七子，献之最出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并工草、隶。”张怀瓘另在《书估》中列王元(玄)之、王操之、王凝之、王徽之四报酬第四等书家，“可敌左军草书三分之一”。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云：“则逸少之书，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涣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又显现了王涣之，并进一步指出诸子对王羲之书风的取法标的目的。南宋时，陈思《书小史》为历代书家做传，穷尽史料，细致记载了王羲之诸子的书法成绩：“王玄之，羲之长子，善草书。王凝之，羲之次子，官至左将军、会稽内史，工草隶。王徽之，字子猷，凝之弟，官至黄门侍郎，善正草书。王操之，字子沉，徽之弟，历侍中、尚书、豫章太守，善正行草书。王涣之，徽之弟，善行草书。王献之，字子敬，逸少第七子，清俊有佳誉，尤善草隶，兼妙丹青。”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汇集历代书法史料，在以上材料的根本上补充《山谷题跋》评王凝之一则：“凝之字法最密，恨不多见。”又补充《宣和书谱》评王徽之一则：“徽之做字，亦自韵胜，羊欣谓尤长于行草，律以家法，在羲、献间。”
唐代书法家欧阳询言：“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取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含蓄，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此语似可看做两晋书风嬗变的过程，但是这种改变曲到东晋才完全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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