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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悦读
在南宋以降的福建，有两种非常突出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文化现象，即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派，和以雕版印刷为主体的福建刻书业。对此二者的联系和渊源，通常的研究者只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而笔者则是一个例外。
举凡福建文化的研究者，也不能不提，即上起于南宋、下迄于清末的福建书院刻书，和从清康熙以来从福建传入的朱子学和刻书业，在书院发展中所形成的交集与融合，及其在书院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
我对这几种文化现象的研究，陆陆续续花了约28年的时间！一直到现在，我仍在不懈地探索之中，此其一。其二是说，对这几种文化现象，我不是像其他研究者一样，写上那么一段文字，或者最多写了一篇短文即作罢，而是与这些文化现象，谈了一场天长日久的“恋爱”，不知不觉就分别写出了两三个系列，且每个系列都有多则十几篇、少则七八篇的论文。
应该说，收入这个集子的30多篇文章，是我在有关朱子学研究的三部专著即《朱熹书院与门人考》、《朱熹考亭书院源流考》和《朱熹画像考略与伪帖揭秘》以及建本研究的专著《建阳刻书史》、《福建刻书论稿》之外的，与这两个课题相关的部分论文。所谓“相关”，指的是这两个课题的重叠、交叉的部分。这部文集，也就是我在这两个课题的“交叉点”上徜徉、寻寻觅觅的结果。
《朱熹与建阳刻书》是我生平发表的第一篇学术短文，以现在的眼光来审视，此文显然不够成熟。从研究朱熹本人与南宋建阳刻书业的关系，进而拓展到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与建本的关系；又从朱熹创建的书院刻书拓展到福建书院的刻书；再从朱熹本人的刻书事迹，进而拓展到朱子门人的刻书事迹以及朱熹学派与南宋整个出版业的关系；再从福建书院刻书，扩展到书院的刻书，现在回过头来归纳这些，看起来比较容易，却实实在在地凝聚着我这20多年的心血，也记录了一个跋涉者的心历程。
虽然当年我在写作这些论文时，事先并没有一个完整的、长远的规划，有时甚至是率意为之，但这些并不妨碍这些文章相互之间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从而使朱熹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朱子学派与南宋刻书业、出版业的关系得到较好的。
方彦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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