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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初，乌兰图嘎卫生院，程大夫在他们自建的土屋病房窗前留念
这是50多年前的事了，许多细节已不甚清晰，但留下的“遗憾”二字却笔笔刻在我的心头了。
一
我是1930年生人，1953年在医士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后在郭尔罗斯前旗卫生院当了一名医生。后来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简称前郭县）成立，我所在的医院改为前郭县医院。
在旧社会，蒙古族聚集地方的一些贵族热衷请治病。少年时，我在老家哲里木盟库伦旗代西花屯常看见地主人家搬请大队来家、求神、驱鬼治病的场景。地主东铁饱后背上长疮，请没治好；地主西铁饱患伤寒病，请、驱鬼，最后还是死了；地主赵四皮子（老赖、鬼）腰腿疼得嗷嗷叫，请，仍止不住疼。有一位蒙医答应给赵四皮子“包治”，只用一包蒙药就止住了疼。作为看病所得，这位蒙医从赵四皮子家牵走了一头大黄牛。
治病时驱鬼的场景很热闹。驱鬼大队浩浩荡荡，前头锣鼓开道，长号齐鸣，四个人抬着纸糊的、草扎的大鬼走在前头；队紧跟鬼后，并做打鬼样动作；病人家属及亲友跟随其后；孩子们看热闹跑前跑后；许多狗也跟着乱跑。
队在屯外空旷场地堆柴点火，烧鬼。
撤退时家属及亲友队先走，队压后阵不让鬼回屯，、弹洒符水、神鞭乱打等，好一场驱鬼闹剧！孩子们争先恐后跑走，怕鬼附身带回家。
我从小就不怕鬼，只是觉得好玩。慢跑中回头看余景，人们都了，鬼被烧倒了。狗们蜂拥而来争抢吃油面做的鬼头、鬼脸、鬼心。这些东西烧得半生不熟，让它们美餐一顿。它们习惯知晓送鬼有白吃之事，不请自来。
在我来前郭工作、生活的63年中，还没看见一次有人家请、驱鬼治病的场面。群众不再，看病都找蒙医了。一些年龄大的蒙医，大多数是从过渡来的，所以那时人们还习惯称蒙医为“”，比如后文提到的拉喜。
1961年，前郭县委决定在西部蒙古族聚集的居住区筹建“前郭县第二医院”。
那时，我是县医院的外科副主任。分管文教的副县长萨仁其其格找我谈调动工作的事。她说：“县委为了发展蒙古族居住区域的医药卫生事业，改善医疗落后现状，决定在乌兰图嘎卫生院的基础上筹建县第二医院。组织决定从县医院抽调部分技术力量投入二院建设，先从外科两个主任之中调去一人，认为你去合适”
她特别强调，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希望我到任后和新派去的曲秀林支书兼院长一起，用勤俭办事的思想做指导建设二院。要先因陋就简地把外、妇科手术开展起来，带动其他各科业务同时发展；日后县委、县逐渐投入并争取省里给予支持，到时再多投入技术力量和增添医疗设施。
二
我带着组织给予的重任到乌兰图嘎卫生院工作，任外科主任。乌兰图嘎是前郭县的一个乡，距前郭县城160里，是个偏僻的地方。
在医院党支部的领导下，我和全院职工一起，自己动手盖土房24间，还盖数个单元的土屋做职工家属房。开设住院病房，有简易病床30余张。建立简易手术室，开展外、妇科手术和急重症病人住院治疗。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地做了许多大、小手术。外科手术有巨大腹腔肿瘤摘除、胃穿孔泛发性腹膜炎、肠梗阻肠吻合、阑尾炎等；妇科手术有剖宫产、宫外孕、子宫翻出、胎盘残留等。这些手术现在看来都不是很复杂，甚至不值一提，但那时我们的医疗条件实在简陋，能做这些手术已经很不容易了。乌兰图嘎乡甚至连电都没有通，做手术时要点蜡烛，旁边还得有两个人拿手电筒照着。
有一个病例让我印象深刻。孙长富是牧羊人，汉族，30多岁，左臀部长了一个巨大的纤维肌瘤，稍小于排球，是极度消瘦的状态。他来诊目的就是要求摘除肿物。经过物理查体，他心肺、腹部、四肢都好，查不到消瘦的直接原因。我们他转上级医院住院治疗，通过输血等改善体质后再手术摘除肿物。可他因经济原因没去上级医院，日后体质再度消瘦，不能支撑牧羊，呈半昏迷状态时又来就诊。他家人强烈要求手术，并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
手术中，病人突然昏厥，呼吸停止；瘤体也出血了，必须止血。我们马上对他施行人工呼吸，在采取支持血压、心肾等措施的同时，摘掉瘤体有效止血。再全力转入抢救，使之恢复呼吸功能。我对着病人的嘴吹气三次后，使他恢复了自动呼吸，随之意识。病人醒来后“睡了一觉”，使紧张的抢救气氛稍有缓解。
一些疑难杂症也得到治疗。有一例肚子疼的病人，是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来自乌兰图嘎辖的一个村。经检查，男孩得了胆道蛔虫病。我通过下十二指肠管为他用氧气驱虫。就是从鼻腔里下个管，叫十二指肠管，再往管里灌氧气。蛔虫厌氧，就钻到十二指肠管里。管子一拽，蛔虫随之带出来。当时驱出来两条蛔虫。带男孩来看病的村党支部觉得很神奇，称赞我们说：“真了不起，就像钓鱼似的把鱼钓出来了！”那时农村生蛔虫病的人很多，一般都是自己便出来的，还没有谁见过用管子钓出来的。
群众看到了医院能手术，还能治疗一些疑难杂症，对医院提高了信任，由以前不了解手术、怕手术，变成主动要求手术；甚至不符合手术适合症的病人也手术。
韩××是蒙古族老人，患高血压、心脏病，左手背合谷穴（）的感染伤面，要求手术切除。因不是手术适应症，我们劝他先住院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同时手部病灶通过外科换药抗感染治疗。病人切除病灶，不同意住院，回家了。不久，病人因心脏病转重，突然昏厥，抢救无效死亡。家人认为不手术切除病灶是死因，而心脏病看不见、摸不着，不承认是死因。
三
1962年，乌兰图嘎卫生院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他说自己肚子里得了“怪虫病”，曾到蒙医拉喜家用蒙药驱虫，在吃药当天回家的上频频拉稀便。快到家排最后那次便时，在夕阳斜光下看见外倒挂着一条“红脖绿头”怪虫。此时恰逢有女人过，为避羞急提裤止便，虫回缩腹内。此后，每到午夜都听到肚子里有“鸡鸣声”。怕病情转重，恐慌，吃不好睡不香，身体渐渐变瘦。受病痛得很难受了，又遭到一些人不理解、不同情，常对他冷嘲热讽、嬉戏耍笑，使他感到很难堪，有时出现轻生幻想。
为了治病，他向乡党委递交，又给卫生院送来书。他还带领全家人来表决心和，说手术死了无怨无悔，绝不给医院找麻烦。
卫生院收他住院，并成立了一个以我为首的医疗小组。派三名医生和一名长共同守诊床边，连续三昼夜专项为他诊察。但是，没听到“鸡鸣声”，也没看见“红脖绿头”怪虫形影。
查体：腹部平坦柔软；麦氏点（临床上急慢性阑尾炎的重要体征）重压时有微痛表情；无腹肌紧张抵抗；无反跳痛；未扪到包块样物。在右下腹部有时听到肠蠕动音稍增强声响，其他未见异常。
初步诊断：未查到“红脖绿头”怪虫病的阳性体征；不排除慢性阑尾炎。
病人的蒙古族名字叫毕勒格，50多岁，农民。他文化程度不高，但为人诚实忠厚，开朗，素质好。他相信科学，治病找医生、上医院。他能把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用理解的语言描述出来，提供给医生参考，但他也有错误理解的方面。
在术前，我们医疗小组对本病例中几个征候及相关事项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对客观和情绪的分析：客观和情绪不好，加之缺乏科普知识，使病人产生了错误的认知。他看到倒挂着“红脖绿头”怪虫时，是夕阳斜亮度不好时，又是用蹲位向后看见处有倒挂物体；这时突然来了个女人，让他很紧张，情绪有点；再加上腹痛、频泻、“里急后重”、脱肛等各种痛苦的，还有长途步行的劳累等多因素的作用，遂产生判断错误。
对倒挂物的分析：所谓倒挂物可以推判它是脱肛翻出的肠断。论证它发生的成因，认为它是肠炎频便的排下作用力、病人盼望排便的同时排出虫体主动加腹压的下推力、“里急后重”的病理反射排便力等诸多力的协同作用，使柔软肠管蠕动过度而翻出，而成脱肛症状。
对“红脖”的分析：是蒙药的泻下力过强，造成了药物性肠炎。发了炎的肠黏膜充血是红色。
对“绿头”的分析：可能是粪渣贴在翻出下垂的肠壁尖端部位上，看似绿色；单块粪渣孤立存在可看成虫头。
对“鸡鸣声”的分析：病人常在午夜深更、似睡非睡状态下听到肚里有“咕咕”响声，他认为像是“鸡鸣声”。他真实地提供了这条信息，给病例采集送来了有价值的病史资讯，使分析判断有了较明确的方向。医生查体得到了肠蠕动异常声音，而肠梗阻和不全肠梗阻都会有异常肠蠕动音。医生可拿此论据做参考，来判断病人可能有不全性肠梗阻。
对虫形的分析：虫形啥样？多长？多大？有爪有尾吗？这些情况要是都查明白了，可以是确立诊断或否定诊断的金质标准。可惜医生都没有孙悟空钻进内脏的本领，不能亲临消化道里探查究竟。今天科学技术大发展了，多种新仪器可辅助临床诊查人体各内腔的现实状况，比如B超、CT、核磁、内窥镜、微型摄像机用在人体内腔连续拍照等等。可惜本例病人没等到好时代，没享受以上诸多新仪器。
对于毕勒格之前是否有阑尾炎病，我们医疗小组也进行了具体调查。他平日身强体壮，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很少闹病，即使得了头痛感冒等小病也全靠“一挺就好”的习俗来应付。他缺乏预防保健知识，对自身健康不大关心。他不知道自己何时得了阑尾炎，也不知道阑尾炎是啥样病，没觉得肚子痛过，没上医院诊断过阑尾炎。一次偶尔听到肚里有“咕咕”响声，知道农村蛔虫病人多，怕自己也有蛔虫病，就去找蒙医拉喜瞧病。拉喜用驱虫治疗，因蒙药的泻下力过强，遂演绎出“红脖绿头”怪虫病。
确诊阑尾炎后，病方同意手术治病，医院批准，我主刀。在局麻下行右下腹腔探查术。术中见阑尾慢性炎变，局部有轻度粘连。按常规截除阑尾，清创局部。手术过程中，毕勒格的儿子在旁观看。
毕勒格术后恢复良好，但他不满足，埋怨我们没逮住怪虫，没能把怪虫抓出来。见病人不理解，有同事说：“术前准备些寄生蛔虫体，来他信就好了。”我认为这话不对，还是实事求是好。
对我们医生来说，他的病治好了，可对病人来说，他的病不算治好。他出院前多次找我要求再为他开刀破肚抓虫子。他说：“程大夫，你大胆再给我开刀吧，割开肠子抓住虫子拿出来；就是把我割死了，我也谢谢你！你有抓虫经验，好再给别这样的病。”我对他说：“你肚子里如果真有红脖绿头的怪虫，我抓住就一鸣惊人了，说不定还能得诺贝尔呢，可是你肚里没有怪虫啊！”
几年后“”开始，当年决定筹建二院的萨仁其其格等县领导被、乌兰图嘎卫生院的兼院长被调走、我的外科主任职务也因家庭成分不好被免了。“派”先派我在医院烧了一阵子锅炉，后又派我下乡当村医，我再也没回到乌兰图嘎卫生院。直到“”后期，“前郭县第二医院”的牌子也没挂出来，而是改为“乌兰图嘎地区中心卫生院”。
四
毕勒格出院后我一直没有看到他。2015年夏，在前郭县民族体育场旁边的菜市场，我偶然遇到了毕勒格的女儿。50多年未见，我不认识她了，她当年还是个孩子。可她还认识我，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她向身边的女儿介绍说：“这是程大夫，当年乌兰图嘎最好的医生，你姥爷、姥姥有病都找他看。”我问她：“你爸现在还好吗？”她说：“我爸已去世20多年了刚做完手术那几年，他总念叨肚子里有虫子没拿出来，后来不念叨了，我们都以为他忘了这事。可是他临走之前，却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这回我得跟虫子一直进棺材了”
这是他女儿与我唠嗑时不经意提起的。但恰是这些话，像根针一样一下子扎进我心里。我特别，深感对不起毕勒格。当年我亲自操刀为他手术，打了一场“抓虫战役”。我曾努力设想为他治好“虫念心病”，却以失败告终。最后手术他确实有病，是阑尾炎，回肠的部分轻度粘连，并治疗痊愈。可是，他肚子里是否有怪虫寄生，我没有拿到有效的科学检验资料作让他信服，进而去除他的心病。
回忆往昔，我觉得尚有以下几项工作没有做到位，才给病人留下如此后患。
一是没争取他家人的配合，帮助我们向他宣传科普常识。
他的家人都关心爱护他，努力为他治病，手术时儿子在场，其他家人也都前来护理。如果我能打好亲情这张牌，要求他的家人利用拉家常的方式向他宣传科普，在他时也许能收到奇效。
没用蒙语与他沟通也是一大缺陷。蒙古族人家日常用本民族语言交流已成习惯，又深含情感。他曾对我说：“我汉话潮。”我当时只理解“潮”等于“少”，而我的蒙语更“潮”，达不到用蒙语与他直接谈话的程度，所以自始至终没用蒙语与他沟通。医院的包瑞景医生是蒙古族，蒙汉话都说得很利落，也是医疗小组之一，医院里还有其他蒙古族同事都可以与他沟通，而我却忽略了民族语言沟通的强大能量，没有让他们去做毕勒格的工作。现在回想，本病例科普宣讲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使用蒙汉语言力量不足，导致他的“虫念心病”无法消除。
二是没做X线钡剂造影。没有领他到县医院去做X线钡剂造影也是一大憾事。虽然做这项检查需要电，而那时乌兰图嘎乡还没通电，但县医院有电啊，而且很容易做钡剂多部位拍照。有了影像图片，完全能证明肠道内是否有虫。先进技术检查结果会引起病人足够重视，也许会矫正他的错误认知。
三是没使用驱虫试验性方法为他治疗。
我在为他手术前应该设计驱虫方案，报请上级批复后为他实验驱虫。用氧气驱虫安全易行，我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病人肠道内有寄生蛔虫，排出更好，无排出但是用驱虫治疗过，对病人也是可交待之举。而且，氧对内脏无害。
通常情况下，令我揪心的不仅是那些病情重的人，更是像毕勒格这样所表现出来的难以的担忧和失望。我想对他说：“毕勒格，这不是你的错，不是！是我没有真正医好你的病。”
对于临床医生而言，最难的部分永远不是医术。
没有拿到有力的科学病人，没有做到让他放下“虫念心病”，轻松愉快地度过晚年；而是让他带着“虫念心病”进了坟墓，作为被人称作“白衣”的医生，我遗憾啊！程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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